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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轻”见之于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发表于1935年1月《论语》五十七期。一文中，这是他在暨南大学演讲的修订稿。他说：“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世上没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个美人走出来，女性总是评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宽，否则牙齿不齐，再不然便是太长或太短，或太活泼，或太沉默。文人相轻也是此种女子入宫见妒的心理。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叫武人看见开心，等于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热闹。”
我们知道，30年代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林语堂所说的文言派、民族文学派、第三种人，都是当时反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反动文艺派别。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和他们的斗争，正是30年代文艺战线上的重大的阶级斗争。林语堂把这些斗争统统称之为“文人相轻”、“互相臭骂”，甚至比之于女子的入宫见妒，妓院中的嫖客相打，这不仅是混淆黑白，而且是有其险恶用心的。
其实，林语堂所举的“互相臭骂”的事例中，有意地回避了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斗争。我们前面说过，30年代，林语堂主编《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装出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其实是在尽着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麻痹人民斗志的帮闲职责。鲁迅在这时期写了许多与论语派斗争的文章，揭露了他们“将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的反动本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林语堂跳了出来，把文艺上的斗争统统污蔑为是没有是非曲直的“文人相轻”，妄图以此为已经被揭露得声名狼藉的反动文艺派别（包括他自己的论语派）招魂，影射和攻击左翼文坛对反动文艺派别的斗争是一种不能容人的宗派主义，吓退那些入世不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文学青年，使之不敢坚持文艺领域的斗争。
但是，宣扬“文人相轻”的无是非观的论客，其实是有他自己的是非爱憎的，反对“文人相轻”的论客，其实也要“相轻”的。鲁迅在《“文人相轻”》中说：“对于这风气，口号家很愤恨，他的‘真理哭了’，于是大声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轻蔑。”“风气”，指的是文艺领域的斗争。且看他是如何“投一切‘文人’以轻蔑的。”在《做文与做人》中，林语堂似乎是骂遍了一切文人，他骂名士派，骂唯美派，骂激昂派。但是，他所攻击的主要对象，却是十分清楚的。他说：“文人自己鲜廉寡耻，怎么配来讥讽政府鲜廉寡耻。你骂政客官僚投机，也得照照自己的脸孔，是不是投机。你骂政府贪污，自己就不要扣稿费，不要取津贴。将来中国得救，还是从各人身体力行自修其身救出来的，你骂官僚植党营私，就得看你自己是不是孤群狗党。”请看，林语堂的是非爱憎是多么鲜明啊！他“所是和所爱”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官僚政客；他“所非和所憎”的，正是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
鲁迅揭露得好：“‘轻蔑’，他是最憎恶的，但因为他们‘相轻’，损伤了他理想中的一道同风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只好施行轻蔑术了。”林语堂“理想中的一道同风的天下”，就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太平盛世”，由于左翼作家的斗争——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相轻”、“臭骂”——使得林语堂十分耽心国民党及其反动文人被“骂完”，于是，这个标榜“闲适”、“幽默”，憎恶“轻蔑”的帮闲文人，按捺不住跳出来，“施行轻蔑术”，泼妇骂街似地破口大骂了。
经过鲁迅的剖析，彻底暴露了“文人相轻”论的混淆黑白、掩护黑暗的反动性和极端虚伪性，也彻底暴露了林语堂的“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国民党帮闲文人的丑恶嘴脸。
“语录”
30年代，反对白话文的，除了汪懋祖等的“文言复兴”派外，还有提倡语录体的论语派的林语堂。
鲁迅在《再论“文人相轻”》中说：“白话文中，有些是诘拗难读的，确是一种‘短’，于是有人提了小品或语录，向这一点昂然进攻了，但不久就露出尾巴来，暴露了他连对于自己所提倡的文章，也常常点着破句，‘短’得很。”这里的“有人”，说的就是林语堂。而且，认真说起来，30年代首先向白话文发难的，倒还不是汪懋祖，而是林语堂。汪懋祖那篇提倡文言反对白话的《禁习文言和强令读经》，是1934年5月发表的。在此之前，林语堂就已经发表了《论语录体之用》、《可憎的白话四六》二文都发表于1933年10月《论语》二十六期。，《怎样做语录体文》1933年12月《论语》三十期。，《语录体举例》1934年5月《论语》四十期。。在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论战中，他又发表了《一张字条的写法》1934年7月《论语》四十五期。和《怎样洗炼白话入文》1934年10月《人间世》十三期。。
那么，林语堂是怎样向白话进攻的呢？
林语堂和“文言复兴”派，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不一样的。
“文言复兴”派根本否定白话，林语堂却一再声明，他是拥护白话的。他“非欲打倒白话”。他说：“白话作文，是天经地义。”在《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中，他以白话捍卫者的姿态出现，说：“余不知今年为白话倒霉年也，又不知吾所欲纠正者，竟有人欲打倒。于是十分抱歉，想拥护白话之文又非做不可了。”“有人欲一古脑儿推翻白话，或复兴旧式文言，或另树旗帜与之对抗，则又非急急起而拥戴之不可。”
但是，林语堂对当时的白话文，却又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说：“今人做白话文，或者做得比文言还周章还浮泛，还不切实。”“今人作白话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一句老实话，不肯老实说出。”他特地挑了一些例子，如电影院的说明书之类，说明这种“不三不四的时行白话，决是鬼话，非人间语。”这还不够，在《一张字条的写法》中，他又故意自己用白话写了一张字条，写得真是“扭扭捏捏，不近人情”（曹聚仁语），以此来使白话出丑，证明白话的不行。
“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在和封建复古主义的持续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就其主流来说，是比较接近于群众口语，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特别是鲁迅、茅盾、曹禺、老舍、巴金等许多现代作家，在白话文的运用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然，白话文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拥护者很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和工农大众有着较大的距离，因此，他们的语言确实有不够大众化的缺点。但这是白话文运动的支流。林语堂抽象肯定白话，具体却否定当时的白话文，对白话文的缺点支流方面，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和“文言复兴”派，其实是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的。
“文言复兴”派企图复兴旧式文言，林语堂表面和他们不一样，他是打着矫正白话文缺点的旗号的。用什么来矫正呢？就是语录。他说：“多做语录体文，可以矫此弊”。林语堂竭力宣扬语录的好处，说“语录体之文，一句一句说去，皆有意思，无意思便写不出。”他处处以语录和白话对比，以证明语录胜于白话。他说：“盖语录简炼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唆”，“语录体老实说去，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胜于蹩扭白话多矣！”
他名为改进白话，实际上是要以语录代替白话。他说：“有种题目，用白话写来甚好，使用白话，有种意思，却需用文言写来省便。”“文言不合写小说，实有此事，然在说理，论辩，作书信，开字条，语录体皆胜于白话。”他又说：“语录体亦可作诗”，“语录体亦可用于政界”，“语录体作书札最宜”。总之，除小说外，凡诗歌、散文、应用文，林语堂认为都可以由语录来代替白话。
那么，什么是林语堂所说的语录体呢？他在《怎样做语录体文》中概括为两句话：“文言中不避俚语，白话中多放之乎”，并解释说：“大体上是文言，却用白话说法，心里头的文言，笔下却比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