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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反动派在对外投降卖国的同时，对内实行反革命军事、文化“围剿”，强化法西斯特务统治，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王道诗话》、《文学上的折扣》、《止哭文学》、《文人无文》、《言论自由的界限》、《大观园的人才》、《新药》诸篇，揭露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为反共反人民卖国投降政策辩护的反动舆论。对当时文坛的某些错误倾向，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人话”》、《透底》等文里也给予了有力地批驳。《前言》和《后记》则扼要、形象地阐述了鲁迅以杂文为武器进行战斗的经验和特点，无情地揭露了反动文人的阴面战法，深刻地揭示和总结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这些短评一出现，就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和嗅觉灵敏的叭儿文人的造谣中伤。1934年，《伪自由书》出版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便以“多讥评时事、攻讦政府当局之处”为名，把它列入“应禁止发售之书目”内。他们对《伪自由书》如此惧怕和嫉恨，原因就在于《伪自由书》鲜明地体现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特点和战斗风格，具有强大的批判的武器的威力。
这种思想特点和战斗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伪自由书》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尖锐的批判锋芒。对此，鲁迅曾简明扼要地概括为“论时事不留面子”《伪自由书·前记》。。
国民党反动当局做贼心虚，讳言时事。而鲁迅却执著时事，紧紧抓住国民党反动派弃城失地落荒而逃的不抵抗、“安内”而不“攘外”的反革命军事“围剿”、赌咒发誓欺骗人民的“要人”讲话、巧立名目榨取民膏的发国难财、迫害爱国学生剿杀抗日义军的卖国行径、滥施刑罚镇压人民的法西斯特务统治、颠倒是非谎话连篇的反动舆论等等这些国民党反动当局讳言的事实，从具体事件入手，予以剖析，使他们的鬼蜮伎俩无以逃遁地在人民面前现出了原形。鲁迅是怀着满腔的义愤来写这些短评的，尽管有些话不能直吐为快，但由于涉及了当时最尖锐的时事政治问题，所以虽“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鲁迅致黎烈文信（1935年5月4日）。，寓锋利的讥刺于深邃的幽默之中。瞿秋白曾高度评价鲁迅杂感的这种政治性和战斗性特点，他说：“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关于最近期间，‘九一八’以后的杂感，我们不用多说，他是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些话写在1933年4月，正是鲁迅给《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写作《伪自由书》的时事短评的时候，可见他所说的“最近期间”的杂感，主要是指这些时事短评。在这里，他既科学地阐述了鲁迅杂感共有的政治性和战斗性特点，又具体地说明了在“九一八”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鲁迅以战士的姿态，战斗在最前线的哨位上写作的杂感，对这种政治性、战斗性特点的新的发展。综观鲁迅杂文集的内容，包括了社会批评、时事评论、思想杂谈、文艺论文等等，其中“集合了短评，印成一本的”，有《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比较而论，《伪自由书》的内容主要是揭露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卖国投降的政策和罪行的，是一本集中地讥评时事的杂文集，批判的锋芒更为集中、尖锐，因此它的政治性和战斗性特点也就表现的更加充分、鲜明和突出。
其次，《伪自由书》显示了鲁迅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透视镜”观察社会、分析事物的真知灼见。他运用得如此灵活、自如，观察得如此敏锐、精微，分析得如此透彻而不带片面性，以至总是能令人信服地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出它的实质，使得敌人的一切花言巧语、种种冠冕堂皇的招牌，都无法掩饰其不可告人的祸心和恶行。
鲁迅根据自己的观察、分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规律和反革命手法做出了极其精确的揭示，他指出他们“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推背图》）陈子展的《正面文章反看法》陈子展作，发表于1933年3月13日《申报·自由谈》。其中大意是说当时的喊“航空救国”，其实是不敢炸日本军而只是炸“匪”（红军）；“长期抵抗”等于长期不抵抗；“收回失地”等于不收回失地。，已经算得上深得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规律和反革命手法，也是一切反动派的活动规律和惯用的反革命手法。鲁迅给人们提供了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认识武器和批判武器。
《伪自由书》里的许多文章，就是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来揭示事物的真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的。《赌咒》寥寥数语，便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誓杀敌，誓死抵抗，誓……”的“抗日”誓言，不过是把发誓赌咒摩登化了的江湖骗术，他们实际做的倒是誓不抵抗。《航空救国三愿》以辛辣的讽刺口吻，向国民党“防空队”陈明三愿：一、路要认清；二、飞得快些；三、莫杀人民！幽默地嘲讽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打着“航空救国”的幌子，干着搜刮民财，扩充军力，加紧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屠杀人民的勾当。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却以保护古物为名忙于南迁古物，以大学生是“国民中坚分子”为口实不准大学生逃难。对此，鲁迅著文指出他们声称保护古物，实际是盗窃古物发国难财；他们指责大学生逃难，其实是以此掩饰他们自己的弃城失地落荒而逃。鲁迅寓意深切地给这篇文章题名曰《崇实》；“崇实”，就是主张尊重事实，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鲁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鲜明特点。鲁迅说：“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他的杂感，包括《伪自由书》在内，都是从事实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观察、分析事物，揭示其本质，从而思想格外的深刻，战斗格外有力。
《伪自由书》的第三个思想特点是它的预见性。1933年7月19日，也就是在鲁迅写完《伪自由书》里的最后一篇杂感的两个月之后，鲁迅为《伪自由书》写《前记》时指出：“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略早几天”，恰恰说明《伪自由书》表现了鲁迅的高度的政治远见和科学的预见。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伪自由书》（2）
1933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北省北部，平津一带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卖国集团却置外敌于不顾，为加紧筹划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派出著名亲日分子黄郛与日军秘密谈判，阴谋妥协。为了掩盖黄郛北上的卖国真相，他们贼喊捉贼，制造天津站投掷炸弹事件，以汉奸罪名杀害了无辜的青年工人刘魁生。鲁迅剖析了他们这一系列鬼祟行径，洞察他们的阴谋诡计，写出《保留》、《再谈保留》，愤怒地指出：“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保留》）国民党反动当局可以不准鲁迅的文章发表，但是却无法抹煞鲁迅的预见，用不了三年，更等不到五十年，仅仅在文章写出四天之后，即五月二十二日便应验了——黄郛派人与日军开始了秘密接触，三十一日便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终于证实了鲁迅的预见，洗去了喷在无辜青年工人头上的狗血，证明了真正的卖国者正是栽赃诬陷青年工人为汉奸的国民党反动派自己。鲁迅不是神仙，他的预见来自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他分析事实，觅出规律，推测将来，《伪自由书》的《后记》就是这样一篇具有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