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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笔下便出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中的“拷问”；出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中那逼人的“力的阴郁”；出现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那夺目地在读者眼前展开的搅成一团的“鲜红”……上述引文之所以独具魅力，很大程度上正是凭藉着语词的“越规”与语词的常规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诗的组合：鲁迅有意触犯规范语言，有意使某些语词超常、凸显，以便最大限度地突出对象的特质。
在鲁迅晚年的语言形式中，不仅常因语词的越规令人感到拗口；而且每每以语句的一波三折，加重了涩的感觉。在那里，越来越少有观念的先定、“毋庸置疑”；也越来越忌讳非此即彼的裁断、一锤定音。对象世界是那么的浑涵幽深，以至于为完整地呈现它的底蕴，鲁迅不得不那么频繁地凭藉“然而”、“倘若”、“或者”、“却”，以便多向度地深掘下去。这类语式在鲁迅晚年批评文体中极为典型。频繁使用的转折句，多半源自思想的多元；而那语言的张力，则分明出自思想者与语言的相搏相拥：鲁迅既努力阐释难以阐释者，扩张而收缩地开掘着研究对象多元的意蕴，又不愿它囿于简单化的概念；竭力从语言捆缚中挣扎出。
借助“然而”、“倘若”一类词语的提示，我们不仅能读出鲁迅伴随着研究对象左冲右突地探索人生的轨迹，而且还能发见鲁迅每每化身为二、化身为三，在矛盾勃发中展开双向乃至多向的论辩。以其诗性的驳杂含混置换了《二心集》时期非此即彼式的明快。
在鲁迅晚年批评文体中，象征的运用也促成了语言诗性的含混。象征在鲁迅晚年批评文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它涵括整体，避免了逻辑分割的破碎；它包孕多义，杜绝了思想的褊狭；它的表象高度凝聚，替代了概念的抽象功能；它的内蕴又无比深远，超逸了概念的局限、封闭；因其模糊，便于把握文学领域独具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因其形象，又适于保留艺术世界本有的鲜活与灵性。
需要强调的是，更多的场合，象征在鲁迅晚年文艺思想中并不满足于对应现成观念、传递无须破译的明码信息——如“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类意义裸露的譬喻；如同尼采所称的“骑在象征上驰向一切真理”，它更多地指向未知，费尽心力寻索着躲在既成观念外的秘密，呈示那深刻的无序。故而，它已不止是单纯的修辞，而已成了兼具哲学意义的别一种认识方式、表达方式。
鲁迅晚年批评文体的“血书”化、非体系、诗性含混诸特征与《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理论化、体系化、逻辑明快特征适成对照。凝神观照，两种语言形式上依稀可见呐喊与彷徨、确信与困惑、主流中心与边缘独立、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等一系列深刻对峙背景的交叉投影；再深究下去，或许还能透露出现实关怀与遥深眷注把握方式的不相容。正是因着这不相容的眷注，致使鲁迅文艺思想的形式载体也历经了诗性言说——理性演绎——诗性言说的转折。
与其说这是“终于兜回原处”，证明着鲁迅毕生语体寻索连同其承载的思想探求的徒劳无益，不如说这一波三折恰似老黑格尔所谓的三个回旋，迂回曲折中不仅达臻了否定之否定的深化，更为后来者提供了多向发展的诸种契机。尽管由于鲁迅的去世，晚年批评文体遂成终端性呈示，但因着上述理解，我们依然无意将它视作“极境”。
鲁迅最终未能使他那充满悖论矛盾的文艺思想的异质构成消融通贯，最终未能使他独异的语言形式与所接受的既定理论规范趋达同一，但不要责备鲁迅在传播了“完全确定的倾向”之余又为我们预示了文艺思想流向的多种可能性；也不要责备鲁迅不热衷提供现成答案反而在毋庸置疑的结论处添加疑问。一定意义上，正是因着鲁迅文艺思想中那不断深化的追问、那日趋多元的择取，以及那开放的矛盾结构、那幽深的生命底蕴，引领我们更深刻、更宏阔地思索。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3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伪自由书》（1）
《伪自由书》，是1933年1月底至五月中旬，鲁迅写给《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短评合集，共43篇其中《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等九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交换意见后执笔写成，又经鲁迅修改，用鲁迅的笔名寄出发表的，表现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情和共同战斗的精神。。1933年10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1936年11月曾由上海联华书局改名《不三不四集》印行一版。这是鲁迅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写的第一本集中地讥评时事的杂文集。它闪耀着鲁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异彩。它是艺术的武器与武器的艺术辩证统一的结晶，是鲁迅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和文学遗产。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武器
《伪自由书》是鲁迅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以杂文为武器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批判的战斗记录；然而，它透过个别事件揭示的客观规律，它剖析具体事物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却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它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武器。
《伪自由书》的写作，正是在中国人民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到1933年初，即在侵占了整个东北之后，又向山海关发动进攻，相继侵占了热河和河北省东部，威逼平、津和华北地区。在这日寇侵略日深，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却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共反人民的卖国投降政策：一方面公然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镇压和破坏人民的爱国抗日活动，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一方面大肆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加紧进行反革命的军事、文化“围剿”，推行法西斯统治。因此，揭露和批判蒋介石反动集团及其御用喉舌散布的种种谬论，戳穿他们的假象，暴露他们反共反人民，卖国投降的本质，就成为当时一项十分迫切的斗争任务。1933年1月，苏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发表宣言，驳斥蒋介石“抗日必先剿共”、“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共卖国言论，严正声明只要实行“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等条件，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宣言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空喊“抗日”、“救国”口号，欺骗人民的谎言。身居上海，战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鲁迅，也洞察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阴谋诡计，用犀利的时事短评，参加了这一斗争。他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予以剖析，生发开去，纵论国是，笔锋所致无不切中要害。《观斗》、《逃的辩护》、《崇实》、《航空救国三愿》、《赌咒》、《战略关系》、《对于战争的祈祷》、《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以夷制夷”》、《保留》、《再谈保留》、《“有名无实”的反驳》、《不求甚解》诸篇，从不同方面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假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依附国际帝国主义，与日本侵略者妥协勾结，破坏爱国军民的抗战义举。镇压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等投降卖国行径。《电的利弊》、《不通两种》、《颂肖》、《“光明所到……”》、《现代史》、《推背图》、《〈杀错了人〉异议》、《中国人的生命圈》、《内外》、《文章与题目》、《“多难之月”》、《不负责任的坦克车》、《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王化》、《天上地下》诸篇，揭露和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外投降卖国的同时，对内实行反革命军事、文化“围剿”，强化法西斯特务统治，反共反人民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