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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才刚刚懂得羞耻，与此同时，我看到母亲起身而去。17岁了，我第一次当即便意识到母亲在为我蒙耻！这件事，母亲未再提及，我自己却在很多年间一想起便痛苦。
知耻而后勇，我便格外用功。母亲为我找了第一份临时工，是在她工作的研究院一个实验室里，每隔20分钟记录一次仪器显示的各种化验数字。我曾在另一篇随笔里记录了自己那次打工的经历，仅仅因为不愿意浪费时间和同室其他人一起玩牌，而独自躲到屋角看书，使我很孤立。一个月后，实验室主任告诉我：“这个月活儿少，你先回家休息休息，有活儿我们再找你。”我和母亲都信以为真，但母亲不久便发现，实验室其他临时工仍每天上班，甚至还来了个新人。这一发现无疑使母亲极酸楚，她在研究院里是事事居于人先的。我虽知道上进了，却仍要让母亲蒙耻，我何时才能带给她些许的光荣呢？
那几年，母亲总是为我的未来发愁，我却不愁，无数次自信地对母亲讲：“你儿子会成为最好的作家。”虽然那时我连个豆腐块儿都没发表过。母亲似乎不相信我会成功，总是说：“你就是爱做梦。”或者说：“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母亲这样的表态曾令我产生“无人知我”的悲叹，当时竟不明白，天底下最相信自己儿子的便是母亲，只是，即使是再理想主义的母亲，看着已经成人的儿子整天呆在家里，那心态也是极艰难的，我甚至想像不出来自尊心极强的母亲如何回答她的同事关于我的问询，她总不能对人家说“我的儿子将成为最好的作家”吧？
我真的没有理由不努力成为“最好的作家”，即使仅仅是为了我的母亲！
1995年，我的几本新书出版后引起关注。当我在一些城市签名售书，接受电视台、报纸的采访，到直播间做专题节目的时候，我知道，母亲可以相信，她的儿子走出了第一步。在武汉电台，我特意要了一盘直播节目的录音带，寄给母亲。母亲后来告诉我：“百听不厌。”我将自己的四种新书送给母亲，其中一本上的题字是：“也许，这些可以略微洗涮我加给您的耻辱。”
真的能够洗涮吗？
母亲后来的作法令我有些不舒服。据说家里一来人，她便拿出我的书给人家看。我觉得以母亲的层次，似乎不应该有这种炫耀。我对母亲说，真正有大志向、能成大事业的人，不会关心市井之众对自己的看法，他成就于心，自然不屑炫耀于外。更何况，我距离那“最好的作家”的自我要求还相差太远。但是，我的话未能使母亲改变作法。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母亲从不把自己那本一百多万言的精装学术专著拿给别人看，我才恍悟，母亲哪里是在炫耀，所谓洗涮过去耻辱的解释也将亵渎伟大的母爱，她之所以那样，完全是基于一份自豪，这种因为儿女成功而产生的自豪远远超过了她自己成功时的快慰。
此时再想起当年让母亲蒙受的耻辱，便更加心痛。一棵小草，真是永远也无法偿太阳的恩泽于万一的。
不久前的一天，又羞愧地与母亲谈及那次家长会加给她羞辱，没想到她却很淡然了，甚至竟有些得意地说：“如果陈老师知道你的今天……”我终于冲淡了母亲心底的耻辱记忆，我为此感到一丝宽慰，但与此同时，我又清楚地知道，自己再多的成功也不可能使母亲当年的痛楚化为乌有，已经发生过的，只能弥补却无法消除。我仍然是有罪的，这罪孽将伴我一生。
我理解了一位国际文学大奖获得者领奖时的致词，他说：“只有一个人会真正高兴，那就是我的母亲。可惜，她已经去世了……”
为了让母亲更多地感到光荣，我必须更加千百倍地努力，别无选择。
为钱所困
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的财迷是有口碑的。”当时我们正在电话里争论是否应该请某人吃饭以联络感情，我颇不情愿，于是朋友说了上面的话，弄得我脸红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这“口碑”是如何树立起来的，但想一想自己日常的作为，也就不奇怪了。原本真的是一个很财迷的人，群众的眼睛又总是雪亮的，于是有那样的口碑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记得与一位上海的朋友聊天，那朋友挣得不如我多，花钱却比我潇洒很多倍。我知道上海的新潮青年讲挣多少便花掉多少，享受人生。那朋友也告诉我：“人不能为钱所困，钱应该使人更自由。”我从心里也很欣赏这种上海式的消费观，人不过是这世间的过客，节省下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到具体操作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花钱，很财迷。
我心里明白，这其实是多年困苦生活留给我的，而这种体验的获得其实早在没有我的时候已经由我的母亲那里开始了。
感受是可以通过血缘传递的，于是，我看到母亲从岁月深处走来……
那年母亲18岁，是富拉尔基热电厂工地一名年轻的技术员，每月有四十八元的工资。母亲每个月寄给我的外祖母二十五元钱，用那余下的二十三元度过一个月的时光。母亲告诉我，她在富拉尔基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没有钱买一双仅五元钱的布棉鞋。我一直无法想像母亲是怎样凭一双单鞋抗拒黑龙江北方冬天的风雪与严寒的。
我那年轻的母亲呀！
我八岁那年，随母亲在鞍山工地。母亲带我到菜市，但我们没有钱买菜。别人买过萝卜后将萝卜樱子拔下扔掉，我们拾回来，打五分钱的面酱，用萝卜樱子沾面酱，这便是我们的饭菜了！
我十岁的时候，随母亲坐公共汽车。母亲总是将我藏在她的身后，躲过售票员的目光。母亲是个极要强、自尊心极盛的人，母亲说自己一生都不做让别人看不起的事。但是母亲带着她的儿子逃票了。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当时被人抓获，将把母亲置于一种怎样难堪的境地，母亲自己一定想到了这点，但她还是逃票了，一张车票五分钱！
我那背负中年重担的母亲呀！
约八年前，我已经自立，母亲每月的收入也十分可观了，甚至有亲朋说我们提前进入小康了。但是有一个夏季的午后，母亲一进屋便急渴渴地找水喝。她说，路上有许多卖冰镇汽水的摊点，刚渴的时候她想买，舍不得，走出很远，渴得难奈，想到下一个摊点一定买了，真到了，又犹豫了，要花掉五角钱呀！就这样一个个摊点走下来，她终于坚持到了家。那一年，我的老母已经年近六十了！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从经济收入讲，我的老母亲都有权利享受那五角一瓶的汽水！
我那本应该安享晚年的母亲呀！
两年前，退休后的母亲被聘为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收入可观。但是有一天，母亲问我是不是可以从图书馆借到一本叫作《江青传》的书，她在路边的书摊看到了，很想读，但舍不得买。我去了图书馆，没有。我又找到母亲说的那个书摊，那本书仅仅11元钱！
我买下那本书送给我的母亲，我告诉母亲这书是借朋友的，以免让她心疼那11元钱！
我的老母亲！
当我回忆这些的时候，我的泪水没有办法不汹涌而下！
我知道，钱挣到手就是为了花的，守财奴式的积蓄没有任何意义。我甚至明白，世事难测，不知何时何地此身就会化作尘埃，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如让我们挣到的钱在我们存在的时候换来一点点自在，但是，我还是无法做到！
雨天，我坐出租车去母亲家。我甚至不敢对母亲讲自己是“打的”来的，因为我完全可以穿雨衣骑自行车，我知道我的母亲不会因为我花了十几元钱说什么，这对母亲和我的生活也都不足以构成威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对母亲讲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母亲是怎么走过自己的人生的。
1995年3月，我在长春市，一家文化单位极热情地接待着我，每天中午和晚上，都由该单位的最高层领导出面请我吃饭。每天两顿。最昂贵的一顿晚饭，整整花掉3000多元钱！我推辞不掉。我明白东北人的热情与好客，我知道我应该感谢他们把我当作一回事，但是，我高兴不起来！我知道一顿吃掉几千万元的也大有人在，但那3000元对我是一个如此沉重的心理负担，我明白我吃掉10个失学儿童的未来！
即使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但如果我奢侈，我仍然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