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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年国家百业俱兴，尚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技术人员，他们满脑子都是如何学习更多的知识，如何更好地建设国家，不可能让谈恋爱这种个人私事占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把青春献给祖国
这张拍于1954年夏天的照片，是北京工业学校某班的毕业照。全班60名学生中有9名女生，有了这张毕业合影。照片右上角那句“把美丽的青春献给祖国”，正是刚刚毕业的女孩子们的心声，当时国家百废俱兴，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变化，每个新变化都鼓舞人心。前排左起第三人，便是我的母亲，那年她19岁。
四十五年后，母亲看着这张照片，逐一回忆8位女同学的人生，感叹极多。9个女孩子毕业后天各一方，在共和国不同的城市从事着同样的专业。母亲去了长春，其余的人分别在北京、西安、四川、南京等地。谁提了高级工程师，谁当了总工，偶尔都会有一些信息，一些同学还经常在同一工程中相遇。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女孩子们的命运却发生了变化。前排左起第一人，“文革”中被定为右派，经历了“拨白旗”，怀孕八九个月的时候，还被押去参加批斗会，在前排罚站；后排左起第三人，丈夫是新中国成立后归国参加建设的华侨，“文革”中也饱受磨难，妻子也陪着剃了光头，直到1977年夫妻二人才得以再次出国，那以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前排左起第二人，夫妻都是知识分子，“文革”中同样受到冲击，八十年代在母亲的帮助下调到天津一家设计院，退休后的今天家中仍十分清贫；而后排左起第一人，则于“文革”中不堪忍受凌辱，自杀身亡；前排左起第三人，我的母亲，于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受到冲击，丈夫自杀，自己带着时年9岁、3岁的一女一儿，含辛茹苦。其余的女孩子，或是同样经历政治风波，或是发生家庭变故。所幸的是，她们中活下来的绝大多数，在临退休前的十几年都能够得以在专业领域学以致用。
母亲说，当年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互留赠言，母亲赠给别人的，如“让青春在斗争中闪光”等等。九十年代初，一些能够联系上的男女同学在北京有过一次聚会，母亲说，几乎所有人都经历了很大的磨难，但是谈起人生，大家都说：无悔青春！
母亲最喜欢的照片
我的父母在拍完定情照后便分手了，父亲去了长春，母亲去了富拉尔基。
1956年上半年的一天，母亲到北京出差，路过天津火车站时，到站台买包子吃。突然有人喊她，竟是我的父亲。原来，父亲的工作正式调到北京了，他是进京赴职。我的父母再次意外重逢，不能不说是一种上天安排好的浪漫。
再开车时，母亲便和父亲坐到了一起。父亲说，送我一张照片吧。于是，母亲便拿出了这张摄于两年前，也就是她19岁时的照片。母亲自己最喜欢这张照片。当时没有彩色摄影，母亲便将照片涂上鲜艳的色彩。照片上母亲的衣领仍是翻出在外的，这是她一贯的对美的追求的一种方式。
今天，我在北京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镶在镜框里的铅笔画，正是父亲临摹的这张照片，署的日期是：1956年8月21日。母亲很快又回了长春，我想父亲一个人在京的很多日子便是伴随着这张照片度过的。
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
这张拍于1954年的照片，是因为前排中间的那位苏联专家要回国了，同他一起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为他送别，合影留念。
照片中惟一的女性便是我的母亲，她毕业后刚刚分配到位于黑龙江的富拉尔基电厂建设工地。这个电厂是苏联援建的，是新中国第一个高温高压电厂，当时全国的热电技术人员都集中到这里学习，这里也云集了一批优秀的苏联技术人员。
母亲这一年刚分配到电厂，大家都吃住在工地，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不计个人得失、报酬地工作着。前排右侧那位年轻人，便是电厂的总工程师，当时年仅29岁。事实上，电厂所有的中国技术人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29岁的总工已经算得“老知识分子”了。在那段岁月里，中苏技术人员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几年后，中苏危机发生，合同撤毁了，专家撤走了。但是，两国人民在共同合作期间建立起来的了解、友情是不可能抹灭的。
“文革”期间，反苏最盛那几年，这样的照片属于应当销毁之列，但母亲还是将它保存到了今天，于是便成为中苏人们友好合作的历史见证。
父母的结婚照
1957年，我的父母都调到了位于长春市的水利电力部东北电力设计院工作。1957年11月23日，这对恋人正式登记结婚。
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因为没有钱。我的父母到沈阳大姨家住了两天，回来告诉同事：旅游结婚了。
随后便是将两间宿舍里的东西合到一间宿舍里，只是几块床板，几件衣服，不需要任何人帮忙自己便搬了。没有添任何新家当。母亲觉得应该添两床被，当时我的外祖母有两床锻子面的棉被在当铺里，母亲便用自己积攒的二十元钱赎了回来。
父母是从事水电专业的，当时国家的水电项目上了很多，苏联也提供了大量援助。年轻的父母决定暂时不要孩子，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把美丽的青春献给祖国”，是那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父母当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取得了大学本科的学历，父亲还出版了一本专业小册子。几十年后，母亲成为她那个领域中国内重要的专家，她说，基础都是在当年打牢的。姐姐和我都是在父母无法正常工作的时候决定生育的，姐姐生于1961年，我生于1968年，前者是三年困难时期，后者是文化大革命初期。
因为忙于工作，新婚的父母甚至没有时间去拍一张结婚照。直到转年，也就是1958年的夏天，父母才补拍了他们的婚照。没有拖地的婚纱礼服，也没有成套的系列照片，只有这一张看不出特别之处的普通黑白照片。然而，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当时的精神是饱满的，心情是愉快的，对前途是充满了乐观精神的。虽然父亲已经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一些冲击，但远未能影响他的生活激情。
照片上，父亲穿的衬衣是伯父穿瘦了送给他的，母亲穿的花衬衣是外祖母穿了几十年的，母亲裁剪重做的。我的外祖父解放前是沈阳的一位银行家、教育家，他不会想到，自己不经意间为太太买的一件衬衣，几十年后会裁改了成为女儿拍结婚照时的“礼服”。
父母显然很喜欢这张照片，将它放大了挂在墙上，还洗印了寄给我的祖母。祖母长年一个人生活在另一座城市，思念儿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年，她拿着这张照片的底片到照相馆放大，但是照相馆的工作人员说：照片上的女人烫了头发，这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上级规定不许冲洗这样的照片。祖母一再央求，照相馆最后妥协了，冲扩也行，但是要把母亲的身影裁去，也就是说，只能洗印父亲那一半。我的祖母答应了。直到祖母去世，她的相册里都一直保存着一张奇怪的照片：一半是父亲，另一半是白色的暗影。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根本没有烫发，只是头发素质好，洗后一梳，便成了照片上的样子。
被镶入父亲“骨灰盒”的照片
我的父亲是1971年不堪“文革”的政治迫害而自杀的，他的父亲是当时台湾国民党的高级政府官员，他自己是“臭老九”，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在那个非常的岁月里能够过得好才怪呢！
父亲是跳进炼钢厂的炼钢炉里自杀的。今天，每逢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炼钢炉出钢水的镜头都会一颤。一个人选择这种绝然的死亡方式，足以说明他是怎样一个刚烈的人，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绝望到怎样的程度。
父亲自杀那年，我三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断在追索关于父亲的一切，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1998年夏天，我送享年90岁，刚刚病故的祖母的骨灰回祖籍，想也为父亲立一个坟。姐姐找出这张照片给我，我拿着它去翻拍。
我注意到，照片的后面写着：“给妻子，63年9月9日。63年8月影。”1963年，我的父亲正好30岁，父母结婚六年了，我的姐姐两岁了，而从题词便可以看出父母间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