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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当时竟然未想到立即让陈老师趁着刚读后的热情完成那篇序。如今，陈老师永远不可能为我写序了。
陈老师是曾为我的书写过序言的。1995年，《同性恋在中国》即将出版，出版社需要一个专家的声音，我找到陈老师，他立即爽快地答应了。在那篇长达六七千字的序言里，他全面颠覆了对同性恋的传统偏见，直言对于同性恋者的关爱。事后我曾接到读者来信说，整个那本书，只有那篇序言让人看了最舒服。那是1995年呀！
对于那个毁誉参半的《同性恋在中国》中的种种错误，我自己，以及一些善意的学者，总是将之归于“历史的局限与个人的局限”。但我此时就想，为何陈老师便能够成功地逾越了这些局限呢？
2001年，中国的精神病学分类标准中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排除了。但我知道，在陈老师的诊所里，至少十年前便已然将同性恋非病理化了。
了解中国同性恋生存处境进程的人士都知道，来自社会学界的学者们最早普遍接受同性恋非病非罪的观点，而精神医学界是比较保守的。1994年底，我参加一个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专家的会议，其间几乎全部的医生都认为，应该维持对同性恋者进行“治疗”。
陈老师没有参加这样的会议，但在我同他刚接触的1994年，他便告诉我，已很多年不“治疗”同性恋者了。先于陈老师持此态度的中国心理医生，我尚未有闻。
不仅不给同性恋者“看病”，陈老师在1994年便已频繁地为同性恋者介绍伴侣，他的门诊外常会有几个同性恋者在那里结识同道，交流感受。这在当时同样令我很吃惊，陈老师对我讲：“他们比异性恋找伴侣更难，很痛苦。为异性恋者介绍对象被视为积德的事情，为同性恋者介绍伴侣更积德。”当中国绝大多数的心理诊所在诊治“同性恋患者”的时候，陈老师的诊所已成为“介绍所”。
许多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位天才般的人物。
与人谈起陈老师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眉飞色舞地讲我亲眼目睹的一些“传奇故事”。
每逢陈老师出门诊，都有许多人慕名来排队。一次旁观陈老师的门诊，一个男青年进来，尚未坐稳，陈老师便没头没脑地忽然问到：“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我当时都听愣了，不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听了很久，才意识到这位男青年是一位自我否定的同性恋者。而陈老师早在他开门进来的一瞬间便看出来了。
还有一次，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进来，陈老师也是开门见山：“你住在城乡结合部吧？是哪个方向的？”我亦搞不明白，陈老师何以一见面便知道这位妇女居住区的类型。后来陈老师向我解释，从那位妇女进屋，到坐在他的面前，这过程的神态举止中，他已判断出是一位洁癖患者。从她的穿着打扮和年龄上得到结论，她的丈夫事业有成，家中有钱，而孩子们早已自立，她本人退休不久，住在城郊结合部，处于最易出现心理疾患的状态中。所以那病人还未开口，陈老师已对她的病情与由来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处于此状态下的女性，无法从工作和家庭那里得到寄托，相反却对婚姻有许多忧虑，加之处于城交结合部，传统观念与新观念交溶的地区，她思想上的困扰便更甚一筹。而这才是洁癖的真正病源。
另一个我必对他人讲起的经典事例是，我母亲住处的一位邻居妇女，莫名其妙的患病一两年了，直至瘫在床上，几乎走遍了天津所有的大医院，均治不了。凭着直觉，我意识到这是心理问题，并向病人家属推荐了陈老师。陈老师在半个月内两次登门，到第二次登门时，那妇女已经能够下地了，而一个月后，更是满院子溜哒；三个月后，已然白白胖胖，整日笑容满面了……这不是传奇，而是事实。
陈老师的一位学生，将他的照片与弗洛伊德的照片并排挂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而全国各地的咨询者，也都不远数千里慕名到天津寻求他的帮助。但与此同时，反对甚至攻击陈老师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第二编 生命亦父·亦师·亦友（2）
对陈老师的抵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他的工作方法；二，他的私人生活。
陈老师很少为病人做深入的心理分析，更多倾向于直接提出行动建议，他又主张心理咨询与药物治疗的结合，这在心理学界受到批评。主流派的心理咨询师认为，对求咨者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是必须的，而且反对用药，认为陈老师的咨询很不正规，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而陈老师的观点是，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情况，特别是对心理咨询的了解程度，都决定了那种长期、深入的心理分析在目前中国行之不通。关于用药，在中国现阶段看心理医生的人，往往都是病到很深程度了，出现了种种生理反应的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公众对心理咨询了解甚微的社会背景下，只有适当开药，才会给病者以足够的心理安慰，从而促进治疗效果。“他们总是认为管用的是那几个药片，而不是你说的那些话。”陈老师曾如是说。
陈老师所开出的药物，多是少量的抗焦躁与抗抑郁类药。他从不公开为自己辩驳，但同我的聊天时，却说过两点：第一，如果论精神分析的“正统”，他四十年代毕业于长春医科大学，从师弗洛伊德的亲传弟子，应该算是弗氏的“嫡系徒孙”；第二，弗洛伊德本人就是一位用药的心理医生。
我的看法是，陷于是否用药，以及咨询方法的争论中，是很没有意义的，效果应该成为我们衡量一位医生工作的最高也是惟一指标。正如陈老师自己所说的，他从事的“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
我一直替陈老师引以为憾的是，他原本完全可以写一部总结自己这“中国特色心理咨询”的专业论著，但他将自己的人生完全投入到具体的帮助咨询者的工作中，大量撰写的稿件也都是提供给大众期刊，使最广大读者受益的，反而无机会做这种可以给他带来更高学术声誉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心理咨询事业的一个损失。
在工作中，陈老师曾受的另一个批评是，他在国内首先开始了有偿的信件咨询，最早每信收费10元，近年改为每信20元。中国人是耻于谈钱的，只要略动一下脑筋便会清楚，这种付费咨询的种种合理性。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一个老人面对每天雪片一样飞来的咨询信无休止地无偿付出呢。据我所知，陈老师每天平均回信十多封，我曾拍摄过一幅他被桌面堆积如山的信件埋起来的照片，陈老师很喜欢那张照片。
一次我在陈老师那里看到一封来自山区的咨询信，除了谈到自己的病情外，还提到了随信附寄的十元钱的来之不易。陈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将钱退了回去，并详细地回了信。
有人说陈老师唯利是图，只认钱。这实在是一种冤枉。我曾多次介绍处于心理困境中的朋友给陈老师，我原以为陈老师会收咨询费，但这位老者总是一次次地接见他们，一谈便是几个小时，从未提过一个钱字。而他的诊所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朋友的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来咨询。
年初，我的一位读者从山东打电话找到我，寻求心理帮助。我将她介绍给陈老师，陈老师在电话大致了解了病情后，反对她来天津，而是提供了当地心理医生的联系方式，说：“他们都是很有水平的医生。”
如果说工作方法上的分歧还可以探讨的话，那么人们对他的私生活的过分关注与批评让我更觉心痛了。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一些从来没有见过陈老师的人，在同我提到他的时候，传播着这样的舆论：他总是对病人反移情，或利用病人的移情，所以作为一位心理医生，陈仲舜的道德有问题。我于是知道人们是多么乐于接受道听途说的诽闻，并且是多么不负责任地传播了。
确实有很多女孩子迷恋陈老师，我在他的门诊就看到很多。这是一位极具同情心，极温情脉脉的帅老头，有一次我看到他将一份测量表交到一个女孩子手里，柔声细气地告诉她如何填写的时候，我亦为之动容。他的眼睛永远是亮亮的，那份斯文与帅气，虽已七十多岁了，仍极具魅力。而他对病人的那种深刻的关怀，又让人无法不感动。所以，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