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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时间将是有限的，我不可能永远走下去。如果我不能在指定的时间里完成计划，游戏将以失败告终，我的生命将以无为结束。
我是一个拙劣的游戏者，所以我经常在枪弹下或陷阱中丧生，游戏的设计者显然不希望太多的失败将游戏者继续玩下去的信心击倒，所以他们安排了电子游戏中的我有不止一次的生命。眼看着自己倒下了，以为荧幕将漆黑一团，但是，突然间我又站立了起来，一条崭新的生命寄居在我的体内，我又勇往直前，奔向自己的理想了。面对不止一次的生命，我对前途增加了信心，同时，对每次生命的珍惜度也降低了。知道自己还可以死后复生，在此生完成计划的紧迫感自然随之下降。
一种更大的恐怖是，游戏机里的我有一次次的生命，即使这些生命全部耗尽，我还可以重新启动，开始一次新的游戏，而游戏机外的我却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死而复生的可能，重头再来的梦想也很难实现，因为生命短暂得正随时从我们的失误中溜走。所以，我绝不能选错了目标，绝不能走错路，更不能被敌人击倒、被障碍绊倒，或是落进陷阱。我必须时刻看着自己生命的时空指针，集中我最强有力的生命力，向我的目的地进发。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的游戏可以再来一次，失败的人生注定是无法消除的懊恼。
玩电子游戏，看现实人生。
第二编 生命亦父·亦师·亦友（1）
朋友的电话在深夜打到我北京的家中，告诉我：“陈老师不在了。”我在原地坐了3个多小时，几次泪流满面，哽咽难抑。
我爱的先生走了！我的父亲走了！年长我41岁的朋友走了！
陈老师怎么会走呢？！在我的感觉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人。我可以永远拥有这样一位朋友，这样一位父亲与师长！
每次回天津，都要同陈老师一起吃顿饭。一个月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刚做了一次白内障手术。这位74岁的老人告诉我，他的全身上下没有任何毛病了。他仍然奔波在天津市的各大医院中，仍然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仍然每天坚持着写三千字的稿件。
他有那样好的胃口，我都无法像他那样大口地吃肉。他申请驾驶证时将年龄改小了10岁，每天骑着辆摩托车跑来跑去。他的精力是那样的旺盛，曾有几个周末，我旁听他的门诊，一天下来，我这个旁听者已经精疲力竭，而他仍神采奕奕，晚上仍要完成那每天三千字的固定写作计划。
这可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呀！
陈老师多次说过，他活到九十岁没有任何问题。他还计划着八十岁之后开始写心理小说。他希望我为他写一本传记，他认为我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选。
但是，先生却意外地走了，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嘱托。先生是2001年5月15日早晨，被家人发现倒在客厅的地上的，眼镜和烟灰缸摔在一边。那时，先生的脉搏已然停止了。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心电图显示出一条直线。
此前没有发现任何疾病的先生，被认为死于心脏或大脑的突发病变。
我却以为，先生是累死的。
5月12日先生有全天的门诊；13日，先生既出门诊，又到电台的“悄悄话”节目做直播，14日白天出了门诊，而晚上，眼疾尚未全愈的他，还手持着放大镜写作。15日晨当人们发现突然故去的他时，还发现了书桌上尚未写完的文稿。
先生对自己的身体过于自信了，他长年这样高负荷地劳作着，从来未想过自己毕竟年过七旬了。事实上，他的心态也确实只有二三十岁。
1994年，为了写作《同性恋在中国》一书，最早接触陈老师。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所谓长者的“身分”，以及名人谨持的人。他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与各种年龄、身分的人都发自内心地平等相处。他将《陈仲舜心理咨询手记》一套6册签赠给我的时候，用的称呼是：“方刚小友”、“我的老师”、“方刚学弟”。
一次同陈老师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我问及他时下的性爱生活。老人爽快地告诉我，生理的欲望已经没有了，心理的欲望还有，渴望爱一个人，并被对方所爱。现在想来，那是一幅何等美丽的画面呀，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同一位晚生在那里以如此安详平和的姿态坦然谈论自己的私生活，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个人曾做到这一点。
有些时候，陈老师极像一个孩子。他的身上保持了孩子才有的许多纯贞。
还是几年前住在天津的时候，一天，陈老师突然说，他想去我家吃顿饭，尝尝我太太的手艺。那天，老人吃得很开心，胃口好得让我们担心。一边喝着酒一边天南海北、眉飞色舞地聊着，神态分明是位二十多岁的青年。
一次，同陈老师提及几个文朋诗友的聚会，没想到他立即说：“再有这种时候也叫上我。”我说，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他说：“好呀，我想去。”
旁观陈老师的门诊之始，我立即发现他给咨询者的建议完全没有主流社会中习惯了的道德贯输，一切都基于最本质的人性。这让1994年的我一次次感到震惊，内心不断地接受着冲击与洗礼。我便这样在他的影响下完成了一次现代两性观念的启蒙，并且自己也最终执著于两性问题的研究与著述。这位跨世纪的老人，观念却一直走在我们时代的最前列。
1995年，我自己一度处于极大的精神困扰当中。陈老师得知了，主动打电话约我去，那天我们谈了一下午。此后我何时心情不好了，便会立即去找他，而他也无一例外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长谈。就是在他的诊所里，我度过了一次次精神上的困境。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直明确地认为，陈老师至少还可以再陪伴我十多年，在我精神出现困扰的时候，可以随时推开他诊所的门。但是，陈老师竟然离开我们而去了。
2000年，决定考研，压力很大，一度处于极度焦虑中，头发掉了很多。又想到陈老师，又是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不会有什么人比一位资深心理医生的疏导与建议更有效了，何况是一位天才般的心理医生。陈老师以最大的热情支持我考研，他说：“你三十五岁考上，也不晚呀。”
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离开时，我问陈老师：“如果我再焦虑，怎么办？”陈老师说：“只有一个办法，再来找我。”陈老师，如今我能够到哪里去找您呢？
每一次回天津，我都要请陈老师一起吃顿饭，谈我这段时间的困扰。我会向他咨询每一件事情。但今后，我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去找了。
也许因为自幼丧父的关系，我总是不自觉地在寻找一位精神上的父亲，而陈老师，便是我找到的这样一位精神上的父亲。我对这位父亲有一种恋父情结，但一度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也对他产生了一种“仇父情结”。具体的表现是，在一家刊物举办的编前会上，当谈及陈老师的文章时，我鬼使神差地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我便为自己的举动痛悔了。我清楚自己所说并非我之所想，但我何以又会那样说呢？何以会在背后贬损我所敬爱的老师呢？虽然通过自我的心理分析，我意识到这是“仇父情结”的一种表现，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
在写作《精神我析》一书时，我认真反省了这件事，并做了如实的纪录。书出版后，我却迟迟不敢寄给陈老师，一拖便是一年多。那天，还是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饭桌上，陈老师忽然说，他的助手看到我的《精神我析》了，知道其中有一段写了他。我当时极为紧张和惶恐，我立即向陈老师如实地谈了我那次的“仇父”表现，我说，希望这件事不要伤害陈老师。陈老师说，不会的，把书寄给我看看吧。
我回到北京后立即寄了书给他，心里仍然揣揣的。一个多星期后接到陈老师的来信，闭口不提那段文字，只是说，他以为这是一本很有水平的书，“如果有机会再版，我想为它写序。”我悬着的心，这次才最终落回原处。
可惜的是，我当时竟然未想到立即让陈老师趁着刚读后的热情完成那篇序。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