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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工夫闲聊，告诉他我的意图，希望能借到一些钱，等马上我们就做商标，从应收款中扣除归还给他，因为我记得大温曾催过我多问一下陈厂长，他那边随时可以把商标做出来。
陈厂长哈哈了几声，表示没有问题，他说他正要找我，现在就让我去他那里。
“带上你那个会知道人说假话的宝贝，”陈厂长说了两遍。
“明白！”我问清楚了他在的地址方位，是一个宾馆的名字，离我的位置打车只要一个多小时。
我连忙打车到女儿吧，为我经常不去，测谎仪上盖的绒布已经落上了一些灰尘，我连忙把他们装成两个小箱子——当初我把它从北京带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包装的，然后叫一辆车直奔陈厂长的宾馆方向去了。
陈厂长的宾馆在一个小城市，离他们酒厂又几十里路，我一路催了多次司机，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硬是在一个小时内赶到了。
我用手机和陈厂长通着话，找到了那家宾馆，我付了钱，提着两个小箱子跳下车去，立即按照陈厂长说的房间号去了，到门口我见到了刁助理口里叼着一根烟在附近转悠。
“小林子，”进了陈厂长的房间，我突然看到小林子坐在外间，正要惊问，仔细一看并不是小林子，而是一个比小林子小得多的小姑娘，长相酷似小林子，大约十二三岁光景，也和小林子一样丰盈，和小林子一样穿着鲜艳的红衣服，但年龄还小，一脸稚气。
“叔叔好！”见我朝她走去要打招呼，她向我问好来了。
我回答以后才仔细看了这个房间，发现外间像一个宫殿一样大而漂亮，比我在北京见过的许多五星级宾馆的标准件要大和豪华不少倍，外间大厅中央有一个小的喷水池，池里面还有几尾金鱼在摇摆着尾巴。
我看到那个红衣服的小女孩的身边还有两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女孩子坐在那里，最里面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叉腰看着我，看我的目光很可怕，给我的感觉不是善类。
我连忙问陈厂长在哪里，而这时陈厂长已经走了出来，我几乎认识不出来他：上几次见的陈厂长都感觉他很朴实，但今天却打扮地像个湾台来的商人，一身的珠光宝气。
他把我迎接到里屋，随手关了一点门，我才看到里屋也很深，有一长大大的床还有豪华的家具、老板台以及大屏幕电视机和落地式的收录机和冰箱酒柜等，酒柜子上摆着各种形状的洋酒瓶子，里面的洋酒都是满的。
他让我坐下，告诉我先不要着急，钱他有办法，我知道像他这样身份的人说话是算数的，心里感到一阵轻松。
我感到陈厂长确实喝了酒，对面闻到气味扑鼻，手里还拿着杯子，里面有没喝完的酒。
我听陈厂长问我名字叫大炮，喜欢不喜欢“打炮”，我吃了一惊，不知道他怎么这样问我。
陈厂长接着告诉我，他让我来给他测试一下那几个“小芽子”被人“开过苞”没有，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一副模洋，一下呆住了，只得听他继续说。
陈厂长可能有点醉了，呷着酒，他用夹杂南腔北调的普通话给我讲，但我慢慢听懂了他让我来的意图。
原来他经常在这里“打炮”，都是“小芽子”，“没有开过苞的”，见到了血才付钱，如果“见到血了”，要付两三万块或更多的钱给“赚头儿”，付钱多少看“货咋样”，如果没见血，最多只付几百块钱打发了，有时候一分不付，还要把“转头儿”骂一顿赶走。
他说很多话，大意是，现在很多“赚头儿”都会让“小芽子”粘假处女膜或者用针在子宫注入猪血，到时候虽然不是“没开过苞的”了，但有血出来，就要付钱，骗过了他好几次，骗了他的不少钱不说，还让他染上了病，去年好几个月就没有“动荤”，最近刚刚治好。
他告诉我，让我用测谎仪给他“考考”那几个坐着的“小芽子”，看看有没有“被人造过”。
我惊恐而且开始愤怒了，我知道他说“考考”就是让我用测谎仪测试一下，我没想到对面的是一个人面禽兽，我看着陈厂长，寻思着对策。
陈厂长说着突然走近我，伸手要摸了我的下身，我连忙躲开了。
“小伙子，该玩就要玩，到时候小鸡子都不能用了，想玩也没有了！”他继续说，手比划着。
“考完了也给你一个耍耍。”陈厂长躺在长沙发上看着我，这时我看得出，他是清醒的。
我想站起来就走，但想到我来的任务，就压住了愤怒问他。
“你这样要是出事了，自己也就毁了。”我看着陈厂长问，我想起这个人曾经爽快地让我做成一笔大生意。
“哈哈，”陈厂长失笑了，他告诉我，这里的市长副市长都是“我的铁哥们儿”。
我感觉陈厂长可能老家是北方人，在南方住的时间长了，南腔北调起来，他说的铁哥们几个字像是北京附近说的话。
“我是不会给你干的——你不觉得这样伤天害理吗？”我又问。
不想陈厂长发怒了：
“你们这些酸秀才，读几天书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他看着我，一副要发作的样子，“不识时务，不识抬举！”
说话的时候，他挥动手臂膀，手中酒杯里的酒洒一些到我的脸上，我知道他是无意的，但我已经控制不住了。
“我要走了，”我愤怒地提着包站起来，对着陈厂长，“你这个混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趁他愣怔的功夫，我伸手拉开房门，双手提着两个小包出门了。
到外间，我又仔细看了一眼那个长得极像小林子的小女孩子，然后出了房间大门。
“叔叔再见！”我听到那个小女孩背后这样对我说。
我走出门刚好迎上刁助理，他很诧异地看着我，我没有理睬他，自己下楼去了。
走出去后，我冷静了一下，想到那个像小林子的小女孩儿，对陈厂长充满憎恶和痛恨，我见到路边有一个小商店，里面有一部投币电话，我用手里的软钞换了两个投币，拨打了那个三位数的电话号码，等电话里面有声音询问的时候，我告诉了那个宾馆的房间号码，我特意强调，那里不是一般地嫖娼，那几个女孩子看上都不会超过十四岁。
这是我第三次拨打这个数字，那一次是在我开办网吧以前，我常在上海体育馆附近的一家网吧上网，晚上很晚才去一个朋友家借住。一次上网回来，我在体育馆周围北边围绕的人行道路上，午夜细雨中见到一个卧在那里的中年男子，只有一条薄被子裹住自己，当时是冬天，他在那里已经冻得快没有人的形状了，我立即报了警，但第二天我午夜我又原路回去的时候，还见到那个男人躺在那里，我很惊讶他居然还活着，于是我再次拨打了那个三位数的报警号码，第三天果然见不到他了。
那一次报警，我告诉了小林子，那时我们正在恋爱，小林子称赞了我的举动。
回到上海的女儿吧，我把测谎仪器放好，就见到田甜的舅舅，田甜的舅舅四十岁左右，有一张像黄鼬一样的脸，他进门以后才打招呼，我感到很奇怪，因为以前没有人这样过，都是在门口先问我一声再进来的。
但我立即意识到他有女儿吧的一半股份，和我是平起平坐的老板了，我虽然不喜欢他那典型的商人嘴脸，但只得站起来表示欢迎。
“这里确实不错，做好了能赚大钱，”他给我讲。
我突然想起女儿吧还有我的一半股份，我觉得可以都卖给他算了，因为我确实找不到继续给小欣做手术的钱了。
我把意思告诉他，同时讲了我的困境，如果他立即把现金交给我的话，我把女儿吧的另一半股份也让给他。
我看他眼睛亮了，但嘴里却说，谁知道有没有邱大炮这个网吧能不能继续赚钱呢。
我追问他到底行不行，不行我可以考虑转让给别人，最后他好象下很大决心一样告诉我，最多再出十万块钱买剩下的一半股份。
我看着田甜的舅舅那一张像黄鼬一样的脸，看着他那发黄的牙齿和眼睛闪烁的狡猾的光芒，我突然觉得女儿吧落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是一种罪过。我告诉他，那样也可以，但必须把女儿吧改一个名字。
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他说自己正在琢磨着给它改个名字呢。
我要求立即成交，他说马上就能把钱取出来，果然他出去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