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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上过的最好的课，因为克尔伯格先生组织我们讨论一部我们年级上个星期在汉莎广场刚刚看过的布莱希特的作品。话剧和名字叫《特例和规则》，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因为它证明了富人会收买法官，而法官一点也不公正。我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在智利，法官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判处穷人有罪，而富人就算杀人也可以逍遥法外。智利的法官没人看得起。我不知道德国的情况怎么样。
课上到最后，老师让我们画幅画表现话剧的内容。我画了一个手提钱袋的正义女神，克尔伯格先生说我画得很好。我高兴地离开了学校。看到别人喜欢我做的东西，我总是很快乐。我是个很自恋的人。
我的快乐没有维持多久。我来到唱片店，苏菲娅简直望眼欲穿，一见我就开始哭。她说汉斯进了医院。汉斯就是昨晚被我揍趴下的人，如果你们不记得的话。他的哥哥在到处找我。他想知道我的地址。一旦把我找到，他就会好好收拾我。
我一言不发，我能对她说什么呢？最新的音乐剧刚刚开播，但是我没有半点心思收听。苏菲娅告诉我最好离开这里。我试图拉她的手，但她退缩了。她招待别的客人的时候，我看了看唱片的目录。然后苏菲娅走近我，对我说我们一段时期内不要再见面了。我问她是不是再也不想见我了。她回答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甚至不能慢慢地抽根烟来度过这难堪的一刻。我觉得要是我慢慢地抽会儿烟，她就会拉住我的手，重新做我的女朋友了。但是现在，我没有烟，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踢足球。我越位了。
好吧，我对她说，如你所愿吧。
我离开了唱片店，耳朵发烫，双膝颤抖。在乌兰德大街，我来到了地铁站，我在月台上站了一个小时，看着去往维滕堡广场的短途列车来来往往。
总的来说，我不断地在失去。我没有了国家，苏菲娅不愿再见我，一个家伙满世界地找我想要收拾我，我让一个德国人进了医院。起码还有很多人挨了枪子。我没有钻进火车轮下，而是在阿尔布莱希特收集纸盒子，我很高兴地做着这些，两个小时以后，我结束了工作，满载着垃圾回到了家中。
家总是温馨的你们听说过这句话吗？创造这句话的人应该被授予诺贝尔撒谎奖。
我打开房门，妈妈告诉我有个人一直在打电话。他说德语，询问那个智利人。我妈妈简直是个直觉冠军。她问我究竟惹了什么麻烦。我没有回答，只是坐在电话旁，注视着电话，仿佛里面会突然奔出一只狂吠的狗一样。
五分钟之后，电话响了。我真希望那一刻双耳失聪。我能做的惟一一件事便是任它响个不停。我用拳拄着下巴，希望铃声停止。此时，耳边传来妈妈甜美的声音：“电——话——”我拿起电话，将话筒远离耳朵，调整呼吸。
“喂？”那个人说。
我没有说话。我大概是害怕一旦我说了什么，那个家伙就会从话筒里蹦出来一样。
“喂？”他说，“你就是那个智利人？”
我轻轻地挂上了电话，然后，把手放在话筒上，好像希望擦拭掉信号的痕迹。我转向厨房，很想躲在妈妈的怀里痛哭一场，就像我小的时候在圣地亚哥一样。我夹紧双腿，意识到了自己在干什么。这时，铃声又响了。我的嘴里积攒了很多唾液，但是我一点没有觉察到。
我迅速地拿起话筒，贴近耳朵。现在我害怕的是妈妈会出现在我面前，听到这场谈话。就像每次抽奖的时候，我都会获得大奖一样。事情果真发生了：妈妈站在门楣下面擦盘子，对谈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喂？”那个声音说，声音有点刺耳，使我更加紧张。我遮住话筒，对妈妈说：“一个朋友。”“喂？你是那个智利人？”
“是的，”我清了清嗓子，说，“我就是。”
我妈妈还在用抹布擦着盘子。
“我刚才打电话给你，你挂断了。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吗？”
“不，”我说。
“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
“一点也不知道，”我说。
“真的吗？”
“你们在说什么？”妈妈问道，她还在勤劳地擦拭着盘子。
“我们在说德语。”我回答。
“我知道你们在说德语。你们究竟在讲什么？”
“等一会儿，”我对电话里的那个家伙说。我遮住话筒。“妈妈，让我好好打电话，行吗？”
我妈妈严肃地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母亲的关爱，她穿过走廊，离开了屋子。
“喂？”我说。
“喂！怎么回事？”
“没什么。”
“那好，”他说，“我是米切尔。”
我掩饰地问道：“米切尔是哪位？”
“冷静点儿，没什么。这并不重要。我是汉斯的哥哥。”
“我不认识这个人。”
“好吧，我给你打电话不是和你讨论你认识谁或不认识谁的问题。我弟弟现在在医院里。”
我只是呼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知道他进医院了吗？”
我看着走廊，怕妈妈突然出现。我的心怦怦直跳，好像空气稀少一般。“很严重，”他说。“很严重，”他重复了一下。
我想说：“真的吗？”但是我的喉咙发不出声音。
“我打电话的目的是告诉你，我会把你对待汉斯的行为加到你身上。”
“是的，”我说。
突然之间，我忘记了德语。我开始听不懂了。只是不停地重复着是的，是的，脸上的表情简直像个白痴。
“你在哪儿？我要教训你一顿。”
“是的，”我说。
“要是汉斯死了，在警察抓你之前，我就会杀了你的。知道吗？”
“是的。”
“明白吗？”
“是的。”
“只要你离开家门一步，我就会收拾你，把你碎尸万段。听到了吗？智利人。”
“是的。”
“有种的话，咱们今天下午决斗，怎么样？5点钟，在美丽大街地铁站碰面。”
我看了看表。
“不，”我说。
“你害怕了？”
汗水浸湿了话筒。它仿佛是巧克力做的，慢慢地熔化。米切尔静了下来，我只能听到他的呼吸。突然之间，我想到了一个谈话的题目。我想问候一下他那可怜的弟弟。
“你弟弟进了哪家医院？”我问。
“就是你将要进的那家，小流氓。”
“别这样，米切尔。认真一点。”
“你还想带着鲜花和巧克力去看他不成？”
“不我只想知道一下。”
“他很严重。不能说话。我现在就想收拾你。”
此时，我好像从梦中惊醒。似乎别人往我头上泼了一盆水一样：米切尔是从哪儿弄来我的电话号码的？我眨着眼睛，想了几秒钟，多亏了荷马逻辑思维的帮助，我得出结论：一定是我那个忠诚的情人苏菲娅·布劳恩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我的脑子里面，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外，就只剩下个疑问：米切尔是怎样从苏菲娅手中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对她拳打脚踢，这倒像他的作风，还是亲吻，温存，摸摸她这里，再摸摸她那里？
一种比刀伤更深更长的悲伤刺痛了我。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和第一次背叛。如果一个人有了这种体验，那么他都可以去创作歌曲了。我甚至在想著名的诗人和思想家乌多·于尔根斯会不会写一首诗，诗中的女孩不仅侮辱了恋人，而且还把他的电话给了一个恶棍，让他找到他，教训他。在我的想像中，米切尔是一具和我完全不同的人：他闯进苏菲娅家里，撩起她的裙子，打开电视，伴随着音乐，她把我的藏身之处给了他。我确定我在桌子边得到的东西，米切尔在一分钟之内都享受到了。我确定他会很高，很帅，穿戴得体，拳头比铁还硬。
你们觉得我想过去见苏菲娅，然后教训一下这个叛徒吗？没有，我呆在电话旁边，非常难过，不可自拔。
“好吧，智利人，你来还是不来？”
“不，”我说。
“那么，等我抓住你……”
“……就会教训我一顿。你早就和我说过了。”
“那么……”
“你一个人？还有别人吗？”
我突然挂上了电话，就像打破一只鸡蛋，等待着从电话线里出来的拳打脚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最后几句话时那么勇敢，但是我现在就像在打架和踢足球一样，呼吸急促。
这一天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监视着窗户。有的时候，我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