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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上党古城风声鹤唳。武斗致使许多平民百姓死于非命，企业全部停产，城市陷入瘫痪。
那时候，长治城里天天枪炮声不绝于耳。一次，一发炮弹击中了长治面粉厂，引燃了粮库，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长治市民为此吃了好多年的“黑面”。
长治武斗轰动全国，党中央还专门下发通知，紧急调集陆、海、空三军部队一万多人进驻长治。武斗在部队的干预下才得以平息。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遗存下来的“派性”始终阴魂不散。
长治在“文革”以前是县级市，“文革”后期升格为省辖市。与原晋东南地委、行署同在一座城市里。
1985年，长治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原晋东南地区被一分为二：南富庶五县划归晋城市，北贫穷十一县划到了长治市，太行山从此“断裂”，原本相对稳固的“樊篱”又一次被打破了。
随着大量地区干部调入长治市，在干部中，地区干部瞧不起长治市干部，长治市干部不服地区干部，“派性”老毛病又犯了。所以说，“派性”的阴影在长治干部头脑中形成了难以刹车的思维惯性，一直困扰着长治发展。
“公安局长打死老百姓”又是一例。1994年8月的一天，长治市公安局局长在自己家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对他进行了恐吓。这位局长感觉自己受到威胁，便命令手下立案追查。
办案人员邀功心急，草率了事。一个叫申凤岐的中学教师被无端拘禁，一关就是十几天。
办案人员对申老师连续不断的刑讯逼供、残酷摧残，最终导致申老师肾衰竭死在了医院。这期间申家几天找不到人，直到申老师死后，家人才看到尸体。
这个冤案，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承受、无法容忍。申家愤然状告公安局长，但上访一次，失败一回。
无可奈何之下，申家大小全体出动，来到了市委大门前喊冤。头一天，先是申家人来，后来同情申老师的七中学生也加入了申冤行列，学校的教工也打出了横幅标语。
第二天，有人为这个行动提供了高音喇叭、播放设备，播放由专业人员录制的冤情经过。于是，在市委门前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通宵达旦，挑灯夜战。
第三天，申家干脆在市委门前展示了公安干警逼供用的凶器、刑讯现场记录以及申老师临终前的冤屈录音。围观群众纷纷为申老师鸣不平，声讨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全国有不少地方的教职员工发来声援电报，各大媒体的新闻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这起冤案的制造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原公安局长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直接参与者一人被处以死刑，一人被判死缓。一场民与官斗的较量，以群众胜利、官僚失败而告结束。
我来长治上任的前一天晚上，省委一位长治籍老领导与我彻夜长谈，告诉我将要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长治。
老领导感慨地说，长治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从1985年到1999年的14年间，长治先后换了八任市委书记、九位市长，换人最频繁的时候，一届人大换了四任市长，不是正职就是副职，人民代表年年有选举任务。
后来，在长治人大会上，有位代表向我描述，人大代表最高兴的是有投票权，因为只要有选举任务，会议的规格就高。每年选市长，代表就受尊重——至少大家吃得好。
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频繁调换，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尽管书记、市长励精图治，但因为变动太快，壮志难酬啊！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1985年前后的两年间，长治竟同时出现过代理市委书记、代理市长两个代理职务。
整党期间，长治市委班子里一位副书记，一位宣传部长，因为以权谋私同时受到撤职处分。其中一个作为反面典型上了《人民日报》，改写了长治从没在《人民日报》头版出现的历史纪录。群众为当时的长治编了两句顺口溜：“书记市长都是代，九个常委两个坏。”
2000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我早早来到市委机关大院。宁静的大院办公楼后，有几位老人在小树林里晨练。
我走到花池旁，见到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看样子像是老干部。他跟我打招呼：“吕书记，你也出来锻炼呀？”我笑着向他点点头。他对我说：“你在全市经济会上的报告太精彩了！大家都说，长治金银铜铁都不行，只有铝（吕）行！”我说，“长治不缺会讲话的人，而缺能干好事情的人。我希望老同志们都能讲真话，多提意见，让我们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不断改进工作。”
老干部当即给我提了条意见：“吕书记，你看机关大院到处都是卫兵，到处设卡设哨，进进出出多不方便，想来提个意见、反映点问题也进不去。”
他这话给我提了个醒。其实，上班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机关大院两侧全是临建房，云集了各色各样做小买卖的店铺，大门口有武警站岗，办公大楼还有专人把守，机关人员上班查看工作证，外来办事的人排长队在门口等候办证。看上去防护得非常严密，其实是与群众隔了一堵墙，扎了道篱笆。
我故意问他：“这不更安全吗？”
“安全个屁！”老人嗤之以鼻。“市委大院一层墙、里边办公楼和宿舍楼又一层墙，宿舍楼与常委0号院还有一层墙。就这么个把守严密的地方，还盗贼不断哩。前几年，机关车库里的两辆高级轿车在一晚上不翼而飞了，司机被打死在车库里。常委0号院也进了贼，抢劫了市委领导的家。防有什么用？关键是干部和群众要一条心。”老同志对市委大院情况了如指掌。
他说，每逢过年过节，常委领导住的0号院路灯就自动熄灭了。路灯像信号一样，灯一灭，送礼的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你来我往，有进有出，谁也看不清谁，谁也不盘问谁，大家心照不宣，各行其是。
有一次，一位小老板用两轮平板车装满苹果，摸黑一户一户地送。送完最后一户，从领导家出来时，两轮车不见了，小老板顿时傻了眼。
老人继续说，几年前，一个开大卡车的司机，由于反映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先是借酒浇愁，然后又借酒壮胆，驾着大卡车冲进了机关大楼里，将楼门堵了个严严实实。这时，市领导正在楼上会见德国外宾。
楼下大厅被堵，外宾送不出去，只好启用了安全通道，让德国人从侧门离开。
老同志连连叹息道：“史无前例呀！从这座楼盖起来到现在，安全通道只用过一次。惟一享受过这种待遇的老外，一边走一边摇头，从此再也不来长治了！”
他讲的事情很幽默，但我却没法笑出来。
我面前的这个长治，没有理由不让群众上访告状。我的责任，就是要面对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我从心里默默告诫自己：长治要有治，必须树大志！
第一次发火
2000年3月初，我两天之内接到同一个人写给我的三封信。
信是一个河南信阳茶商写的。信中说，他投宿在长治市九州宾馆，早晨起床，发现手机不见了。他问服务员，服务员回答：你自己的东西不管好，问谁？他找总服务台，接待人
员说：宾馆有规定，贵重物品未交宾馆保管，丢失概不负责。客商说，手机如果存起来，还怎么用？他又去找宾馆经理，要求赔偿或适当补偿。经理坚持“不登记就不负责”的做法。
客商离开宾馆，去找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民警既不登记，也不受理，冷冰冰的面孔让这个外地人不知所措。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反映了他在长治的遭遇。
晚上，他从报纸上知道我们正在“创造环境”，于是，第二天早晨给我写了第二封信。他认为长治的环境太差。
上午，他又与宾馆老板和派出所干警协商，遇到了一如既往的冷漠。下午5点，他直接找到我的住地，送来第三封信，讲述他丢东西后，从宾馆员工到经理如何不讲道理的经过。他还指责我们在“创造环境”中不敢动真，不敢抓具体问题。信中说，如果不解决这件事，他就要发动所有在长治的外地人到市委集体上访。
外地人来长治搞经营，遭遇如此不公，我作为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决不可视而不见，不问不管！
我叫来工作人员，询问我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