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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党委书记、乡长记过，村党支部书记撤职，我们还在那个地方竖了一块砍林悔过石碑，说着他把碑文交给我看，上面这样写着：
公元1999年，松村干部借拓路修桥、教育“普九”为名，多次砍伐集体林木资源，因此民怨沸腾。当地干部虽过问批评，然终制止不力。2001年3月20日，长治市市委领导轻车简从，来到松村，闻听百姓申诉，亲勘毁林现场，查明真相，即嘱有司溯源追根，严明责实。
松村乡干群，亡羊补牢，知错即改，一则主动配合，查处灾情；二则将功补过，见诸行动。全体乡干筹资购苗，亲植白杨，昔时毁林之地，异月必将绿地葱茏。
为警示后人，特将此林地辟为谢罪补过林，勒石铭记。
2001年4月15日
二进松村。
我径直到乡中学学生食堂看，饭都是干的。我说你们得吃菜啊，不吃菜怎么长身体？又问有汤没有？学生们都不言语。
我到老师食堂一看，还是有汤的。我问校长怎么不给学生弄点汤？校长说有啊！我揭开一看，一锅水，怎么是汤？他说，我们把水就叫作汤。可能我把校长说得不高兴了，我离开时他也没有送我。
不管他高兴不高兴，我觉得这个学校学生的学习条件不行，生活条件更不行。这件事我必须管。
我见到县委书记，给他讲了重视教育的意义。他说，沁县人历来耕读传家，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我不相信，就学校这样子，怎么能培养出好学生来？
后来，有人给我反馈，学生的伙食有了改进。
三进松村。
那是个冬天的上午，我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看看学校。
一个破厕所吸引了我。进去看看，男生与女生厕所的墙只有半人高，幸好孩子们不大，如果都是成人，就没办法遮掩了。
再往茅坑里看，粪便从下向上竖了好高，快要与地面平了。
因为我来过一次，学校领导认出了我，他们也追到厕所来。我们就在厕所讲厕所的问题，校长不断点头称是：“吕书记批评得对，我们马上就办。”教师们都在背后偷着笑。
四进松村。
还是学校，看厕所是否清除了粪便。
那时，快过年了，我从武乡慰问结束后，与班子成员分手，专门来到松村学校。
学校放了寒假，学生都不在学校。我叫开大门后，直奔厕所。只见茅坑里的粪便又垒起好高，又坚又硬地露出地面。
当时，我特别费解：这么高的粪便，学生怎么还能上厕所？
我离开学校，找到乡政府，只有一位干部在值班。进门后，我二话不说，让他找工具。我说去学校。他跟着我就到了乡中学。
进了校门，我一直往厕所方向走。他见我要到茅坑里掏粪，这下急了，说：“茅粪我们弄，保证一两天完成任务。”
我批评了乡干部，说：“再相信你们一次。”我走出来，跟他们一起到乡政府吃午饭，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就掏粪问题，《长治日报》还发了一条新闻，倡议全市茅厕都要清理干净，让群众过个清洁愉快的年。按照我的要求，各级干部都去义务劳动——清理厕所。从此，长治市区、农村的厕所比从前清洁了许多。
沁县冻夜
2000年的10月29日，坐车走了好一阵子，我来到一个叫“庄立”的山村，在没有院墙，坐在屋里就能领略到大山威严的一户人家住下。
与主人张和平拉家常的工夫，女主人端上饭来：一碗稀米汤，一盘厚厚的饼子，当地
人管这饼子叫“锅盔”。司机见没有菜，从车上拿了些我从太原带回长治吃的咸菜。吃咸菜，啃锅盔，喝米汤，我是一个十几年的糖尿病患者，主食限量，吃饭主要靠吃菜充饥，百姓生活又一次难为住了我。
于是我向房东要了一壶开水，往稀米汤里加水，半小碗米汤配半暖瓶开水，以求能填饱肚子，耐住饥饿。
晚上在张家住下。沁县是长治市惟一不产煤的县，老乡做饭靠柴火，根本不要奢望暖屋热炕。我想，要知道群众有多苦，必须自己多吃苦。市里来的一位同志，看过我休息的房间后，再三叮嘱，晚上睡觉多盖点衣被。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冬天已经早早来临。
过去冬天下乡，我睡觉一般不脱毛衣毛裤。这天晚上，我索性脱光衣服上床睡觉。那个冷哟，让我第一次尝到了当“团长”的滋味。身子在被窝里紧缩着，不敢伸展，靠体温只能暖热身旁的一小片地方，再一翻身又是一个冰冷世界。我把床上多余的被子全部压在身上，只感觉到身上沉重，却体味不到一丝的暖意，伸手摸摸被子，里面的棉花已经变成了一团一团的旧絮。
屋冷、床冷、被冷，这一夜只觉得特别漫长，特别难熬。我连打了几个寒颤后，身体开始发抖，这预示着我可能要感冒了。
明亮的月光透过一扇窗户洒进屋内，狭小的玻璃上落下了一层薄薄的轻霜。我触景生情，想起了两句唐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学前，我一直和家里人住在落阵营的土炕上，寒夜也脱光衣服睡觉，不脱光衣服反倒睡不着。现在怎么就受不了这份冷了？是我官大了，身体娇惯了？还是脱离群众的时间太久了？五点钟，我下决心起床，去外面走一走，想借运动发热，或许能抵御感冒的侵袭。
一个人在山村里散步。前面突然传来一阵马达声，汽车在我身边停下，车上下来的是沁县县长俞长生。见我裹着棉大衣，说话的声音沙哑，又连打几个喷嚏，他对我说：“吕书记，你不能老是这个样子！你五点钟起床，想睡到七八点的人就会对你有意见。”我说：“干部就是要靠带，靠带头、带领、带动。市委书记每天睡到七点，其他干部就敢睡到八九点？”长生同志哽咽着说：“你这样拼命干，还有人向省委反映，你得了民心，失了官心。昨天夜里又有人在市区散发诬蔑你的传单。”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你看，这是有人寄给我骂你的诽谤信。”我委屈得眼眶湿润，想当个好官咋就比当个坏官还难呢？！我同群众在一起究竟错在哪里？怎么就得不到他们的一丝同情和理解呢？我感觉到了一种正义的孤独。我不是可怜自己没有好结果，而是可怜我们的人民没有结好果；不是可怜自己受风寒，而是可怜农民不温暖；更可怜那些想为人民做事情，又怕官僚主义者压力大的官员。
这天下午，市里召开老干部形势通报会，我把那封以老干部名义告状的信读给大家听，还讲了一年来的工作得失，讲了民心和官心的关系，讲了举报和诬告的区别。会议结束时，我请老干部们对我进行公开测评，并将结果公布在《长治日报》上。既然结果绝大多数人认为我无大错，我就要坚持继续走自己的路。晚上我又在当天的《长治日报》上批了这样一段话：各级干部都要带。带不动也要带，哪怕拉车的绳子勒到肉里，也要拼命地往前带。
那个冷夜的寒气，使我在以后的半个多月里嗓子沙哑，讲不出话来。这是大自然对我长期当官的无情惩罚，我也从中找到了自己和农民不仅是体质更是思想上的差距。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省委书记田成平同志在浙江考察后讲给我们的一段古训：只知国计民生，不计毁誉祸福者上。唯法度者下，爱名节者次之。
长轴拜师
2001年一个严冬的晚上，我在长治轴承厂车间劳动时，女工桑彩平手脚麻利，干活不怕脏，不怕累，我请她当师傅，指导我干活。临走，我问她：“我这个徒弟能帮你干点啥？”她说：“如果能分给我一套平房，从地下室搬到地上，我就心满意足了。”经我再三追问，才知道她的丈夫在工厂当了17年工人，至今一家三口还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地下室里。我
问桑彩平：“能不能到你家看看？”她说：“当然可以。”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来到桑彩平家。企业干部说这个房子有十平方米，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看上去还没有我们不少干部家的卫生间面积大。门口竖着一个大衣柜，进出时必须侧身通过。电视机吊在床的一端，看电视必须到床的另一端。饭桌小得可怜，放下碗放不下水杯。这一切，我看在眼里，愧在心头。作为共产党的市委书记，连工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能满足，能不愧疚吗？多么好的工人，他们只要有个栖身的地方，就能为企业创造利润，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