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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次这样的“社外审稿”小型座谈会，参加审核稿子的张道余等三名社外人员，在正式发稿前对所选的作品进行了最后的评判，提出补充以及批评意见，同时对一些有争议的稿子最后提出是否同意发表的看法，这些社外审稿人员的看法大都会被责任编辑采纳。
那么，这些能够参加“社外审稿”的又是一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员都是必须经过资格认证的。
他们所具备的基本条件有四条：一是对故事这种文学形式有很深刻的理解；二是有一定的故事创作经验，本人曾经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大量的故事作品；三是时刻关心全国各地与故事相关的刊物，了解当前故事发展的走向；四是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
经过近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有一些稿件在讨论中，或因没有“挽救”的余地，或因在其他刊物上见到过，或因主要细节与现实生活出入太大，或因主要故事情节已经出现过，而被审核小组否定，有力地避免了作品质量的滑坡。
难怪担任了多年编辑工作的鲍放在采访时曾感慨地对我说，要在《故事会》上发一篇稿子，那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
生命诚可贵，《故事会》就是用这样的办法珍惜着自己刊物的生命。
一本刊物要想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得到更大的发行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这个“自己的生命”便是刊物的独特个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本刊物保持了个性，就是保持了自己的生命；丢掉了个性，就是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纵观近二十年来中国期刊的发展，几次风云变幻，潮起潮落，那些在大潮中折戟沉沙的期刊，无一不是在残酷的竞争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生命。
因此，面对着全国故事类报刊的大量出现，《故事会》这本老牌的故事期刊却能稳住自己的阵脚，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以不变应万变，一直处在全国故事类期刊发行数的领先地位。
刊物竞争的一个主要标志，那就是看其发行量的多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果。这对于像《故事会》这样类型的通俗刊物来说，表现也尤其突出。纵观《故事会》在如何正确处理刊物发行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上，是否可以仿照裴多芬那首著名的诗来作一个总结呢？这就是：
生命诚可贵，
发行价更高；
若为竞争故，
质量不可抛。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5）
3．在“半亩地”上耕耘
许多读者都曾好奇地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故事会》的刊名究竟是谁题写的呢？
为什么读者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仅仅从这刊名的题字上，《故事会》便显出了自己独立的风格，与其他的故事类报刊严格地区别开来了。
美术编辑李宝强向我回溯了当年的情况：
1980年的一天，上海著名书法家周慧珺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听见房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她站起来走了过去，轻轻地打开房门，见一个年轻人正站在自己的家门前。
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名叫李宝强，是《故事会》的美术编辑，今天有事专门来找她。
周慧珺不觉有些疑惑，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故事，《故事会》——自己与她有什么关系？
这位著名书法家怎么也没有想到，从这一天开始，自己就与这本中国老百姓所喜爱的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宝强坐下后，便与她闲聊起来。
在闲聊中，李宝强向后来担任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周慧珺介绍了《故事会》的情况，最后怀着十分尊敬的语气对她说，《故事会》已办了多年，考虑到刊物发展的需要，想改换原来的刊头字体。经过编辑部大家共同商量，决定请一位书法家重新题写刊名。《故事会》的刊名题字，要能够体现刊物的办刊宗旨，一致认为你的字苍劲有力，字形漂亮，大方易辨，因此想请你给刊物题写刊名。
周慧珺听后当即答应，让李宝强过几天去取字。
几天之后，李宝强又来到周慧珺家，将写好的刊名拿回编辑部。
当编辑们展开这幅刊名的题字时，眼前顿时一亮，齐声叫好。
如果我们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个人，那么这刊名的题字就是一个人的帽子，这顶帽子是否适合，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多么的重要啊！
1981年第一期，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便“刻”进了《故事会》发展的历史。
当时给的是十六元人民币。
现在这三个字已经关山飞渡，从黄浦江畔走进了海内外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心中，只要看到这三个熟悉的字体，一种亲切感、亲近感便会油然而生。
这三个字，而今成了“金不换”。
适合刊物办刊宗旨的刊名题字，就是刊物的一张名片。为了突出这张“名片”，李宝强在后来的设计时，又在这三个字的后面加了一道红色的底衬，将这三个字的笔锋按照光的投射，用白色为底色，逐渐地显现出明暗相间的立体感，使这三个字更加显得厚重，如同三个刀刻的铜字，镶嵌在这本刊物上方十分显眼的位置。
这就是《故事会》所刻意追求的、与众不同的美术效应。
这使得《故事会》与那些“亲兄弟”们很自然地就区别开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本刊物的胜利，说到底是创新的胜利。没有创新，只是一味地“学习”、模仿、照搬别人的东西，这样的刊物就会逐渐地失去自我的位置。
《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办刊中认识到，一本期刊的内容、艺术风格，以及用稿标准、插图、排版等等都应有自己的特点，是其他刊物所不能代替的，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读者。
《故事会》是一本以文字为主的刊物，美术则成了刊物的“半亩地”。可是这“半亩地”却随时都代表着刊物的脸面，代表着她与别的“亲兄弟”之间的区别，精心在这“半亩地”上耕作事关重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期刊都很热闹。
国门初开，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各种期刊的编辑们率先接触到了海外的杂志。这种新奇而陌生的外来期刊，对于编辑们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同时模仿也是快速的。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大批刊物就迅速地改头换面，纷纷在刊物的封面上打出了巨大的“靓妹”头像，或者是轻纱一条半肩裸露，或者干脆就拉去了那条轻纱，亮出诱人的丰乳肥臀，以此来亲近读者，拉读者“下水”。这些刊物往书摊上一放，显得很性感，很新潮，很刺眼，可是仔细一看，却又叫人发愁，这些封面大都雷同，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靓妹的大海”，就是一个展示丰乳肥臀的肉铺，再细心的读者也很难从中找到他们各自的特色。
如果我们仍然将一本刊物比做一人的话，那么封面也就是这个“人”的脸，如果大家都成了“靓妹”，这个中国期刊的世界不是太单调了吗？
李宝强是一个本来就很有独特个性的人。他不能让自己担任美术编辑的刊物也成了无法让人分不清的“靓妹”，必须得让这本刊物在美术设计上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
《故事会》的封面过去多年以来都是采用套色木刻，虽然画面比较生动，能够贴近大众读者，在那个时代对于刊物起了很好的衬托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再坚持原有的套色木刻，就无形中逐渐地脱离了读者正在日渐提高的审美需求。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6）
1993年，何承伟召集编辑们共同研究，形成了一个共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质变和飞跃，人们不但对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的要求提高了，讲究包装，讲究美观，而且对精神生活的品味、格调也要求上档次。如何适应新生活的变化，《故事会》也应该改革设计，而不能稳坐钓鱼台。
编辑部首先决定对刊物的封面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