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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讲演的题目是《女性追求什么？》。我开始先讲了由于《山打根八号娼馆》的出版而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市的山上发现了“南洋姐”的墓和我去那里扫墓的事情，然后综述了近代百年中日本女性的生活和意识的变迁。我好像讲了有一个半小时，其间刚才那位男性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他脱了鞋盘腿端坐在会场最前排、最靠边的一把椅子上，用黑色的鸭舌帽遮着脸，始终全神贯注地听着。
他为何如此认真地听我讲话？——在充满疑惑和紧张的心情下结束讲演后，我刚刚走进走廊就发现那位戴鸭舌帽的人向我走来。当他摘下鸭舌帽向我问好时我惊讶地差点儿没喊出声来。——后来得知已有六十八岁的他，黑黑的头发下，两只眼睛饱含着热泪，闪闪发光。
据他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经在关西一家有名的妓院当过帐房先生。虽说是在屡屡求职不得的情况下由熟人介绍去的，但帐房先生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记帐，不如说是充当教训妓女的打手。
他的活儿就是把挣钱少的、爱挑客人的、逃跑的女人抓到放被子的房间用长鞭抽打她们。尽管那是被人命令着、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干的，可那时女人们惨叫的记忆，却一年比一年更清楚地回响在耳边，夜夜不得安眠。现在自己为关节炎的老毛病受罪，也只当是自己抽在女人身上的鞭子几十年后又抽回到了自己身上。他接着说：“山崎女士，没办法，我只好拿着您的书向她们谢罪。怎么样，求您给我点儿时间，听我说说吧。”
向一位初次见面而且比自己年轻的女性讲这样的话，他的苦恼绝非一般。然而，对于卖春问题我已决定在《山打根八号娼馆》及其续篇《山打根的墓》之后不再写了。所以，即便去见他，听他讲了，我也不想再把它写成书了。可是，既然见到过他用鸭舌帽挡着脸端坐着全神贯注地听讲的样子，看见过他双眼中饱含的热泪，我想出于作者的义务，找恐怕也是要到四国去见他的。
（原载《妇女》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胜过语言的语言
一位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曾经向我提出过女性史研究者需要具备何种资格的问题。当时我便把平时考虑到的两点告诉了他：“一要什么都能吃，二要轻佻浮薄。”
说是女性史，但我是以底层社会的女性史为研究对象的，所以要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有时是偏远的孤岛上只靠小土豆和麦饭为生的老婆婆家，有时是吃运河水的东南亚的农村。可是，无论到哪儿，如果不能吃人家端给你的他们平日吃的食物，那么你也就失去了作为研究者的资格。有时他们会根据你是否喝他们的茶、吃他们的饭来判断你是否歧视他们。同吃一锅饭会产生亲近感，这无疑是万国万民共知的道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吃”乃是胜过语言的语言。
不过，在第二条“轻佻浮薄”中语言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你在陌生的地方被一群陌生人围着的时候，假如你沉默不语，那什么事也办不成。人家叫你“唱一个”，那么管它是美空云雀还是三桥美智也的歌，反正你得唱一首；人家要你跳，那么你也就得跳；人家让你“讲点东京的事儿”，那么你就得讲，直到他们听够为止，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让他们听着高兴。虽说只会说点儿轻佻的俏皮话，身上分文不带，可不知怎的，只要那家伙一来，村里立刻明亮了许多——必须得能造成这样的气氛。也就是说，当个小丑。当然，尽量去扮演小丑，这既不容易做到也没有意思。所以，还是天性轻佻浮薄且充分具有小丑素质的人最合适。这就是我认为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资格。
然而，细想起来，这两个条件——“能吃”和“轻佻浮薄”都不是那种靠自身努力就可以具备的资格，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的天性。我自己是十分具备这个资格的，为此也常常叫人瞧不起。有时我也下决心要改正自己看见路边掉的东西捡起来就放进嘴里的下作和粗心大意的毛病。可是，天性是惊人地顽固，即使改过一两次，很快就又回到老样子了。
总之，我所说的女性史研究者的两个资格，其实只不过是有效地利用了我这改不了的天性中不良的一面而已。
（原载《学习的起点》一九七七年二月）
一页户籍抄本
前几天，因故把长女的户籍抄本取了回来。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户籍抄本的女儿，突然十分气愤地喊了起来：“妈妈太不像话啦，二月二十日的出生，三月三日才去申报，拖了十多天，一点也不拿人家当回事儿。”“妈妈生你后，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呀。”我赶紧把矛头转向了她父亲。父亲又解释说：“规定是两周以内申报，所以算不上怠慢。再说也不是不拿你当回事儿呀，我每天都要去医院看你的。”女儿这才总算明白过来，不做声了。
遇到女儿的抗议后，我忽然想到了那些孩子出生后不去申报的人们。我由于历史研究的职业关系时常有机会看到别人的户籍副本。十年前我开始进行女性史——而且是底层女性史研究时，曾多次为查阅户籍的事而大伤脑筋。
比如说，眼前明明存在着的一位女性的户籍却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或者怎么想也该七十多的人，户籍副本上却只有六十岁。《山打根八号娼馆》的“阿崎婆”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原因有几种。首先，正如“七岁以前属于神”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在饥寒交迫生活毫无保障的底层社会，谁也无法保证出生的孩子肯定能活到明天，孩子的父母也没有必要急着报户口。其次，那些没有自信在自己家中把孩子养大的父母，如果要把孩子送给人家做养子或者放到可能被人捡走的地方当弃婴的话，那么报户口则对将成为养子和弃婴的孩子的将来反而不利。再次，对于不识字的穷人们来说，衙门的大门难进，所以也不会为孩子的出生而特意去申报了。
生活在底层社会的“阿崎婆”的户口，是在她虚岁十岁的那年春天已决定把她卖到遥远的南洋时，不忍的哥哥为了证明“还有这么一个妹妹”才去衙门报上的。所以，“阿崎婆”的实际年龄与户籍年龄之间相差十岁。
通过“阿崎婆”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户口本上没有记载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子。即那些既不能继承家业也不能成为强劳力的、歌谣里唱的“生了就让她顺河流走”的女孩子。所以，生为她们的同性的我，不能不把妇女的命运和儿童的命运作为同一个问题来看待。
（原载《新刊展望》一九七七年二月）
译后记
近年来，我于冥冥中被一种生命本体召唤、牵引着投身女性学研究。
去年秋天，参加日本城西国际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日女性学·女性文化研讨会”时，聆听了电影《望乡》的原作者、女性史学家山崎朋子的报告。山崎朋子回顾了亚洲的下层女性史，尤其讲述了海外日本妓女的悲惨命运，指出她们是日本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牺牲品。福泽谕吉曾明目张胆地说：“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后来日本政府取缔海外妓女，采取逼她们就地自杀的方式……显然，她们是现代社会阶级差别和性别歧视的见证人。看似纤弱文雅的山崎朋子，发言铿锵有力，富有感情。听众席里有人哭了起来。
我不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望乡》。事隔多年，依然历历在目。那时对妓女们有家不得回或不愿回是不理解的，现在才体会到这种望乡是何等沉痛。所有的妓女的墓碑都背对日本，这是对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声的控诉和无情的叛逆！
会后，城西国际大学的水田宗子校长特意把山崎朋子介绍给我们。山崎朋子说，中国只演过电影《望乡》，要是能把她的原著《山打根八号娼馆》翻译过去就好了。
于是，我们乐而从命。但，这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血和肉的对话，是灵魂的交流。陈晖老师抱病译了大部分的书稿，我投入这项工作时也几乎处于半病状态。日本学刊编辑林昶同志也给予了大力帮助。我们被书中真实的力量深深击中了。女作家不惜琐碎以求真求实的文风，因朴素真切而动人。而且，这种力量竟越过时间和空间，直指我们当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