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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阿崎婆是位独居的老人，又不识字，无法亲笔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我，还有由于她知道我忙，为不使我担心，在代笔人的信中有关她的健康状况也总是写得很少很轻的缘故。虽说不放心时我也亲自去看望她，但我们离得很远，在这七年中代替我照顾阿崎婆生活的是我的两位恩人。
一位是在“阿崎婆”邻村开业的医生。对一位独居的老人来说，最令人担心的就是生病。几年前的一天，我只好叩开这位医生的门，说明理由，请他定期地为她做健康检查。幸好阿崎婆不久前曾到这儿看过病，大夫取出那次的病情记录对我讲述了她的健康情况，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一句话，这位大夫简直就可以说是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中的“红胡子”大夫——专为穷苦人无偿奉献的医生的天草版。由于那是附近唯一一家医院，所以，正像我拜访他时所见到的那样，原是内科、小儿科大夫的他却无论皮肤病、沙眼凡病都得治。病人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这是人口过疏地带常见的现象。虽然有护士的帮助，但这些比普通患者更需费心费力地诊断和治疗都得他一个人来做。大夫的年龄我虽没有问过，但从头上的白发看，恐怕也有六十多了。听说他有两个当医生的儿子，都在城市里工作。看来这位大夫是为维持这个偏僻地区的医疗而每天竭尽全力地工作着。如果他也放下听诊器，那么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们就是再痛苦也只有乘车到远处的医院去看病了。我想，这位大夫不啻于是这些弱者的救命恩人。
我请这位本来就很忙的大夫照看阿崎婆的健康，据由人代笔的阿崎婆的来信说：“A大夫几乎每天都要来家看看，你尽管放心。”
另一位恩人也是住在阿崎婆附近镇子上的一位五十多岁的B女士，她和妹妹一起开着一家小食堂。我和阿崎婆最初就是在这个食堂相逢的，B女士是我们相识的活的证人。我托B女士照顾阿崎婆的伙食。当然，由于阿崎婆的家离食堂很远，一日三餐送饭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当阿崎婆来食堂时，在当天的食谱外再加上酱汤、蔬菜、水果和她喜好的烧酒。此外，还找了一个送饭的孩子，只要孩子来食堂，就把阿崎婆和孩子两份儿饭菜装到饭盒里，让孩子给她送去。
十岁时就被卖作南洋姐的阿崎婆对一般女人都会的家务——尤其是做饭很不擅长。我曾请食堂的B女士给她家里安过一个液化煤气炉，还特意从东京给她寄去肉、菜、调味料等等。可是年轻时没有掌握的烹饪技术，阿崎婆始终没能学会。所以我只好考虑如何让她更多地吃到“好味道食堂的饭”。
食堂的B女士不负我和阿崎婆的期待，为阿崎婆做饭已有三年了。为了纠正老人常见的偏食习惯，她一面给阿崎婆讲道理，一面给她提供营养均衡的美味饭食，每周还要精心地给她做几回内容不同的饭盒，这决非一般的好意可以做到的。
因不是听她们亲口说的，不知是否准确，据说由于B女士姐妹的祖先中有天主教徒，所以她俩儿虽已届中年，仍旧过着单身奉教的生活。我第一次进B女士的食堂就吃惊地看到，只有三、四张桌子的小食堂的墙上，醒目地挂着教会的照片和入会指南。我和B女士的谈话也是除了阿崎婆外就是教会和花。不过，据最近从天草的来信说：“B女士是《中央公论》在那一带唯一的一位自战前至今的读者，还有个‘知识妇女’的绰号。”
迄今为止，我是靠A先生和B女士的帮助才解决了阿崎婆的健康管理中最基本的医疗和饮食两大问题。当然，A先生和B女士的立场和观点都不尽相同，二人的个性差异也清楚地反映在他们偷闲写来的报告阿崎婆近况的信中。但是，他们俩儿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对我的态度上。
我向二位提出想请他们帮助照顾阿崎婆时，曾分别对他们说了我的地址、姓名、职业，还对我为什么要照顾阿崎婆的原因也做了简单的说明。两位都是静静地听完我的话，便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然而，对我写的有关阿崎婆的书和以此为基础改编的电影却只字未提。
一位是医生这样一位天草岛屈指可数的知识人，一位是《中央公论》多年读者的女性。要说他们不知道有关天草的《山打根八号娼馆》，我不相信。据我的直观判断，他们二人都是村里最早把这本书买回来读的人。尽管如此，他们在我面前却从未提到过那本书，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觉察到我不愿涉及这个话题的缘故。
事实上，像我这种性格的作者，当别人提到自己的工作时往往会有一种羞得无地自容的感觉。更何况是隐瞒着职业和目的在此滞留了三周多才写成的书了，如果听到当地人的评论，即使是赞扬，也会陷入一种复杂的感慨中而心情难过起来。我一向以为作者的这种微妙感觉旁人是无法得知的，可是他们两位却深深地察觉到了我的内心。而且，正是出于对我的理解，他们才这样代替我来照顾阿崎婆的。
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中写了“阿崎婆”这位底层女性的伟大人格，但在同阿崎婆身边的这两位的交往中，我感到自己见到了真正有教养的人。虽然几天后我就要再次见到阿崎婆、A先生和B女士了，但他们三人微笑的面孔早已一刻不停地轮流出现在我的眼前。
（原载《国语展望》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
到目前为止我共出版过五本书，其中读者最多的是《山打根八号娼馆》。我因此而受到了读者各种方式的鼓励和支持。
书已出版三年了，我依然是几乎每天都要收到读者的来信。来信大多充满了对“阿崎婆”这位老南洋姐人生的尊敬和同情。对于怀有不仅要把底层女性的生活实情记录下来而且要把在底层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她们的人格传给世人的初衷的我来说，这些来信使我体会到“有了读者”的感受。
读者中有连续两年每月从家务之余做小时工、缝和服的宝贵收入中拿出一定数量的钱让我“寄给阿崎婆”的家庭主妇，也有用拙劣的笔迹给我来信的三十六岁的男性，他在信中写道：“我家辈辈是赌徒，我现在还在监狱里。读了你的书，我泪流不止。今后我一定改过，让跟我吃了很多苦的妻子儿女过上好日子。我向您和阿崎婆发誓。”
还有，读者中有不少是在酒吧、歌厅、饭店等服务行业工作的人，这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广岛某工厂去作报告，和我同行的一位男性有一天在夜总会无意中说出了我的行踪。第二天，在我即将离开广岛机场时，一位女招待手里拿着《山打根八号娼馆》的书来为我送行了。面对因睡眠不足肿着眼睛赶来的她，我感受到了她对这本书的深情厚爱。
对于决心将以往从未得到过关注的底层女性的痛苦哪怕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的我来说，最好的读者就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及其周边的男女百姓。写作时我眼前经常设想的读者决非那些大学问家和过着优雅生活的人们，而是一直被称作“民众”、“大众”、“庶民”的人民。天性怯懦的我之所以同意把这本以有关性的问题为主题的书改编成电影，也是由于电影是大众传播媒体的原因。
作为母子家庭的长女长大的我，没有经受过一个研究者所必须的教育，开始学习女性史也是结婚生过一个孩子之后——从年龄上讲已接近三十的时候了。因此，对于自己的研究我始终怀有一种恐惧感——即常有一种这样做是否真的可行的疑虑和焦急。然而，不断给我鼓励使我战胜这种恐惧感的，正是我前面写到的那些读者们。
从读者的来信中我常常感到，读者在读书时往往在我写的南洋姐身上投入自己的影子。我想正因如此，他们才会给仅仅作为底层女性心声的代言人的我寄来这么多鼓励的信。
前几天，在四国的某个城市我还见到了一位读者。我是应NHK电视大学之邀去的。讲演开始前我去洗手间时，无意中看到会场门口有位五、六十岁的男人正在向会务人员恳求着：“只听山崎女士的就行，请让我进去。”这次讲演会好像只有会员可以入场，于是我过去帮他说了话，让他进去了。
这次讲演的题目是《女性追求什么？》。我开始先讲了由于《山打根八号娼馆》的出版而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市的山上发现了“南洋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