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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杂剧家如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岂必真有是事哉？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
戏与梦同，离合悲欢，非真情也；富贵贫贱，非真境也。人世转眼，亦犹是也，而愚人得吉梦则喜，得凶梦则忧，遇苦楚之戏则愀然变容，遇荣盛之戏则欢然嬉笑，总之，不脱处世见解耳。近来文人好以史传合之杂剧而辨其谬讹，此正是痴人前说梦也。
戏文如西厢、蒙正、苏秦之属，犹有所本，至于琵琶则绝无影响，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余事情人物，无非假借者，此其所以为独俞之笔也。
胡元瑞曰：“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无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谬悠而无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污不洁，而名以净也。凡以颠倒其名也。”此语可谓先得我心矣。然元瑞既知为戏一语道尽，而于琵琶、西厢、董永关、云长等事，又娓娓引证，辩论不休，岂胸中技痒耶？
宦官、妇女看演杂戏，至投水遭难，无不恸哭失声，人多笑之。余谓此不足异也。人世仕宦，政如戏场上耳，倏而贫贱，倏而富贵，俄而为主，俄而为臣，荣辱万状，悲欢千状，曲终场散，终成乌有。今仕宦于得丧，有不动心者乎？罢官削职有不恸哭失声者乎？彼之恸哭忧愁，不过一时而止，而此之牵缠系累，有终其身不能忘者，其见尚不及宦官妇人矣。然则古之名贤，亦有悲愁拂郁者，何也？曰：“上等圣贤如孔、孟之忧不遇，为道也；其次名贤如屈原、梁鸿之忧不遇，为国也；又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贬窜，孟郊、贾岛之流落，其忧为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纲既宽，山林皆乐，流窜贬谪皆俨然安居高卧，丰衣美食，老死牖下矣，昔人所谓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正谓今日之仕宦言也。而犹恋恋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白乐天抗志辞荣，似知道者，而其诗有曰：“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识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嘉正常语人曰：“吾得见水银银一钱，目制诰一日，死无恨矣。”此正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者。世间乃有此痴心汉，真堪一棒打杀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则贫贱而衣食粗足，可以止矣；富贵而博一官一第，异于凡民，亦可以止矣，流行坎止，听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满其愿而止，则将相不足必为帝王；帝王不足，必为神仙；神仙不足，必为玉皇大帝；又要超元会大劫之外，方为称心也，少不如意，忧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语人以料理诸事，俱毕而后就死，则虽万有千岁事，无了期也。人能于进退死生，处之泰然，保其必不堕落矣！
韩胄用事时，其诞日，高似孙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谓宜加九锡也。辛弃疾以词赞其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二人皆名士也，乃作此举动，当时笔端信手草草，惟恐趋承之恐后，岂知其遗臭万世乎？赵师■之犬吠，程松之献妾，不足异也。当江陵柄国时，其诞日，有以“天与人归”四字题册子送之者，有以禅授废立命题者，其留夺情之旨，有朕“不日举畴庸之典”者。当时已作首相矣，又将登庸，非禅位乎？一时臣工以逢迎为戏，谀之惟恐不足，而为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当之而无惊畏之色，是尚可立于天地间乎？
为大臣者，处盛满之极，则意念难持；为小臣者，见势焰之张，则立脚难定。人能不以宠利居成功，如诸葛、汾阳，终无倾覆之理，能不以炎凉为向背，如汲黯、宋，岂有冰山之虑哉？勋如博陆，而竟以凶终；才若元柳，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难也！
国初各省，试官临期，所命不拘资次。洪武初，吾闽中一老广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试，事毕归家，犹一广文也，亦不知主试之为荣，所取士子之为门生也。弘正中渐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丁艰家居，方阕即起，主山东试。其两京主试，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则无锡华察，戊午则常熟瞿景淳，辛酉则无锡吴情，皆主南畿试，而情于是科，同邑登榜者颇众，物论哗然，自此著为令，不用本省人矣。然乡会一体也，主会试者又安得于四海九州之外别择一人，使知贡举耶？
宋试士以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义，知者直书本文，不知者止云某知未审，不敢对；谨对，十对其六以上，即合格矣。国朝洪武初，初场本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首，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而已。后十日面试，骑、射、书、律四事。至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场七义，次场去笺，而加五判，三场增策四道，而面试废矣。然七义五策皆似太多，风檐寸晷，力不能办，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之前，书义三，经义二，亦有中式者。诏、诰与表，惟人所择。今则俱榜出不收矣。然论、策、判皆无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即阅卷者，亦以初场为主也。
省试南宫，皆以文字为主；至廷试，则必取字画端楷无讹者居首，以便进御宣读也。相传惟罗修撰伦，因策长书不能竟，遂书于彤墀上。
上命人录之，另誊以进。隆庆戊辰，上初即位，问人言状头有可私得者，乃于二甲卷中随意取之，得罗宗伯万化，擢为第一。罗素不善书，卷中涂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独制义不然。甲之所赏，乙之所摈，好丑纷然，终无定价。不独此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复试，去取必不尽同矣，甚可怪也。唐韩昌黎应试，“不迁怒，不二过”题，见黜于陆宣公。翌岁，宣公复为试官，仍命此题，昌黎复书旧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称赏，擢为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鉴，犹无定若此，况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诗赋取士，虽无益于实用，而人之学问才气，一览可见。且其优劣自有定评，传之后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义兴，而聪明才辩之士，妥首帖耳，勤索哔之不暇矣。所谓变秀才为学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国家，始为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杂科，而国家则惟有此一途耳。士童而习之，白而纷如，文字之变，日异月更，不可穷诘，即登上第，取华九者，其间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刍狗，不足以训；今不可以传后，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经世务，不知国家何故而以是为进贤之具也？宣正以前尚参用诸途，吏员荐辟皆得取位卿相，近来即乡荐登九列者亦绝无而仅有矣。上以是求，即下不得不以是应，虽名公钜卿，往往出于其间，而欲野无遗贤，终不可得已。后有作者，人材荐辟之途，断所当开，而用人资格亦当少破拘挛可也。
国朝进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