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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载：“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为狐所魅，延术士治之。有高氏子为之医治。居数日，又有王生至，见高曰：‘此亦狐也。’少选，又有道士来，见二人曰：‘此皆狐也。’闭户相殴击，垂死，则道士亦狐也。裴皆杀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一事，而言者指之为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为私；而旁观者，又谓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结，则旁观者亦私也。近来三五年间，此弊为最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夫朋党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元、绍圣之党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其初起于意见之不同，而其势成于羽翼之相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难辨也，亦难去也，如唐牛、李之党是也。李诚胜牛，然李不纯君子，而李之党不尽君子；牛不纯小人，而牛之党不尽小人。此其辨别去取，上圣犹或难之，而况唐之庸主乎？然则调停之说是与？曰真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无可否，而两存之，适足以滋乱耳，是子莫之执中也。
执中无权，此语切中今人调停之病。夫使党而果一正一邪，则明别黑白，若爱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为中也。使党各有邪正，不能尽用一偏，亦当酌而察之，如乌喙参木，择其轻重，而适其所宜。若徒调停执中，一半参，一半乌喙，有不杀人者乎？噫，谋国者不宜爱中立不倚之虚名，而受首鼠两端之实祸也。
元冯梦弼乘驿向八蕃，驿吏告以天晚，马绊在江上，不可行。冯不听，果遇怪物，如屋拜之而灭，腥浪袭人。马绊者，马黄精也，遇之辄为所啖。今南方常讹传有马骝精，得食人，及史书所载签母鬼者，想皆此类。但多讹言耳，未有亲见之者也。宋宣和间，黑眚见于宫禁中，此自是亡国之徵。人家屋宅亦时有狐魅出入者。大约妖由人兴，门衰祚薄，则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魈，鬼魅之事不可谓无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马大中丞巡按浙、直时，为狐所惑，万方禁之，不可得，日就瘵，竟谢病归。魅亦相随，渡淮而北，则不复至矣。山魈，闽、广多有之，据人屋宅，淫人妇女。盖《夷坚志》所载：“木客之妖者，当其作祟之时，百计不能驱禳；及其久也，忽然而去，不待驱之。”盖妖气亦有时而尽故耳。
国之祸常起于开边，家之祸常起于厚积，身之祸常起于服饵：三者皆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谓九分亦已过矣，若留有余以还造化，享不尽以遗子孙，即半取之，何害？《保婴论》云：“若要小儿安，须带三分饥与寒。此格言也，终身守之可也。
临沮邓差家累巨万，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识，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讶而问之。客曰：“人生在世，止为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复进甘味乎？终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默然，归家，宰鹅而食，方一动箸，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贫贱自甘，犹可言也。积而不散，愚惑甚矣。盖苞苴科敛，得之不以其道，使复知享用，是天助其为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非不幸也。
节俭与悭吝，原是二种。今世之悭者，动托于俭矣。汉文帝衣不曳地，露台惜百金之产，至于百姓租税，动辄蠲免，此真俭也。今之俭者，急于聚敛，入而不出，广市田宅以遗子孙，至于应酬交际，草恶酸啬，此直贪而鄙耳，何名为俭？《孟子》曰：“俭者不夺人。”今以夺人为俭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禄自厚，即安居肉食，有千金之产，原不为过，盖不必强取之民，而国家养廉之资，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岁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糊口之外，自有赢余，何至敝车羸马悬鹑蔬粝，而后为廉吏也？至于大臣则愈厚矣。《论语》称季氏富于周公，可见周公当时亦富。诸葛武侯身殁之后，亦有桑八百株，田数十顷。古之人不贪财，不近名，如此，盖其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今人聚敛厚积者，无论已，一二位列三事，绳床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饥寒，不知俸入作何措置？既不闻其辞免，又不见其予人，此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竞尚之以为高。吾以为与贪者一间耳。贪者嗜利，矫者嗜名，一也；贪者害物，而矫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清如伯夷，而不念旧恶；任如伊尹，而不以宠利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为圣也。后世若元礼，清矣，而龙门太峻；博陆，任矣，而晚节不终；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诈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卧草荐上，无席无帐，以妇人裙蔽之。二品之禄，岂不能捐数钚置一布帐乎？不然，直福薄耳。唐卢怀慎妻子冻饿，门不施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峤为相，卧布被、青纟帐，则安。明皇赐以茵褥锦绮，则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类乎？然忠介身后诚无余财。近来效颦者，家藏余镪，而外为纤啬之态，欲并名与利，而皆袭取之，视海公又不啻天壤矣。
为伯夷之清较易，为柳下惠之和较难。清不过一味自守绝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识见，有大力量，不能也。后汉黄叔度，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夫淆之不浊，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难到也。
人之相去，诚隔数尘。廉者能让天下，而贪者至争分文之末；宽者汪汪千顶，而ぉ者至不能容一粟；智者经纬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者不避鼎镬，而佞者至尝粪扫门；贤者希圣入神，而不肖者至穷奇杌。此非有生以来一定而不可变者哉？夫子曰：“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也。孟氏谓“人皆可为尧舜”，吾终未敢以为然。
夫子谓“性相近，习相退”；又谓“上知下愚不移”。明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圣人之言，万世无弊者也。《孟子》谓“人皆可为尧、舜”，不过救世之语，引诱训迪之言耳，非至当之论也。夫以《孟子》之辩，终日辟杨、墨，道性善，而高弟仅仅一乐正子，犹不免从子敖之齐。以及门诸弟子，求一人到善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论尧、舜乎？至宋儒不敢违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论之意，遂俞为义理气质之性以附会之，此尤可笑。义理者，死物也，定位也，天地之内，六合之外，无物非义理之所寓，安得谓之性也？性从心而生，非附血气，则无性之名矣。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性。是有而未发也，非全无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灭，可谓之无性矣，不可谓之无理也。性有有，有无，而理则无有，无无也。《易》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信圣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语，将愈解而愈窒碍矣。
周处少时无赖，乡里称其与白额虎、巨蛟为三害。武后时酷吏郭霸死，洛阳桥成，大旱而雨，中外传为三庆：卿有恶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为庆又岂桥成雨降而已哉？”余每见贪官酷吏，剥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复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内，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轻者形残毁体，即洪水猛兽未足喻其惨也。
酷吏以击剥为声，上多以为能；贪吏以要结为事，上多为所中。然以贪败者，十尚五六；以酷去者，十无一二。盖近来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近名故也。
杀人者死，法也，而有不尽然者。妒妇杀人，不死也；庸医杀人，不死也；酷吏杀人，不死也；猛将杀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奖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则法有时而穷也。
释氏地狱之说，有抽肠、拔舌、油锅、火山、刀梯、碓锉之刑，如此，则阎王之酷虐甚矣。即使愚民有罪，无知犯法，圣人犹怜悯之，岂能便加以人世所无之刑，使之冤楚叫号，求自新而不可得哉？盖设教之意，不过以人世之刑，止于黥、杖、绞、斩、凌迟而极，而犯者往往不顾，故特峻为之说，使之惊惧，而不敢为恶，此亦子产“为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张汤、杜周、周兴、来俊臣之徒，其狱具惨酷不减地府，而不闻民之迁善改过也。使冥冥之中，万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罗刹得以为政，其滥及无辜，贻害无类，岂浅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