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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我喜欢骑自行车，跟他一样。他骑着自行车，徜徉在俄勒冈美丽的乡村小道上，在绿色田野中间，在小镇上，高大的松树下，从山坡上冲下来，沿着威廉密特河谷骑行，而我则在波士顿繁忙的街道上骑车。从昆西，顺着汉考克街过多切斯特街到奈庞塞特街，然后经罗克斯伯里街到马萨诸塞大道到达波士顿，然后一路骑过查尔斯河进入剑桥。有些人不喜欢在城市里骑车，可我喜欢，我告诉父亲。骑车避开路上的坑坑洼洼、突然打开的车门，风吹在我脸上，看着各种各样的人和风景，那真让人愉快。我喜欢看所有的街区混合在一起，我经过不同民族社区时看到人们的脸在变化，骑车经过穷人区和有钱人街区都一样，汗水从我身后蒸发出来，我看着城市不同的部分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
他回信跟我讲不必担心他的“隐私”。我可以跟任何人讲他的事——那对他永远不成问题。他那种不隐藏过去错误的坦诚和乐意态度让我觉得他是值得尊敬的。
我寄了更多照片给他：有在纽约上州的谷仓里摔跤、我大学朋友和黛安娜、高中时我那乱七八糟的房间的照片，以及我小时候照片的复印件，一张是我还在幼儿园，另一张是四岁时在简姨妈家里。
父亲回信说，看到我小孩子时候的照片，他哭了。那些照片令他既高兴又难过。高兴因为我在照片里看上去很开心，难过因为我小时候他不知道我。他写道他无法控制过去——“你无法把打好的鸡蛋不打碎，或是把已敲响的钟不敲响”——但是他对现在和将来确实可以控制。他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看看我是否有信寄来。他试图用支票来表达他的情感。我没有他的帮助已经做得很出色。他想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清楚那不会自动发生。他必须去争取，而我也得要才行。有好几次他拿起听筒想给我打电话，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那样做。
我父亲和我继续通信，大约一周一封。他发现我对研究儿童和儿童权利感兴趣后，给我寄来了他对几起儿童案子的判决意见。
我原以为那些判决是干巴巴的，充满了法律术语——可是相反，它们读起来像故事，受害者的故事跟被告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在我朋友乔安妮家的厨房，我把它们读给她听。等我读完那份二十页长的文件时，乔安妮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那些故事中穿插着几首诗歌——既有我父亲引用的，也有他自己写的。他的诗篇里充满了比喻。在他的判决书里，我父亲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如奥利佛·克伦威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拿破仑、圣女贞德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等——引用了每个人的话语，从古希腊哲学家到伏尔泰到一名现代体育作家格兰特兰·莱斯，还有诗人如约翰·济慈和奥斯卡·王尔德等。他的判决表露了他的激情和情感，显示了他的法律知识和对法律的忠贞以及他的法律史知识。他判出了真理和公正。在他对照法律的每一个部分权衡着每一个证据时，我可以看见他思维的成果。他的判决意见也展现出了他的勇气，冒着用他之前的人们未曾去做的方式来阐释法律的风险的勇气。
他审听了许多旷日持久十分复杂的谋杀案。有一个案子涉及到五名年轻人，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一名一百零三岁的老人。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把一名年轻人送上了成年人法庭，把他的同谋作为未成年人进行审判。在信中他告诉我他二十四年的法律生涯让他收获匪浅，因为他有这样的感觉，他可以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他也喜欢为自己而工作。尽管那意味着他得大清早就工作，工作到深夜，周末还要工作，但他拥有一种在别处无法获得的内心满足感。
我写信告诉他有关我的一个朋友的事。他是哈佛第一位公开变性的人。我不肯定他回信会怎样说。我知道他思想很开放，不过我对他其实是那样的超前思维十分惊讶。他回信说他认为我朋友非常有勇气。他自己曾经担任过几名变性人的代理律师。我感到很自豪，我父亲对各种不同种类的人是那么令人崇拜地开放。
我们互相通信几个月后，父亲写信说他觉得签上鲍伯这个名字很尴尬。他的感觉还远不至此。我回信告诉他他可以落款写爸爸。对我那是个解脱，因为称呼我父亲鲍伯感觉很怪。因此从那以后我就称他爸爸。
不久以后，我在四月下旬要到俄勒冈的本德，参加在那儿举行的俄勒冈收容所网络大会，并在会上讲话。于是我做了计划，趁在那儿的时候跟我父亲共进午餐。
我出发那天上午，妈妈坚持要六点钟到地铁站跟我碰头，帮我拿行李，换三辆地铁然后换乘一辆公交车送我到机场。也许，妈妈给我送行，是因为我第一次去看父亲这件事在某些方面跟她也有关系，这对她很重要。
在去参加大会的飞机上，我看着自己的双腿。我认为它们很粗，肌肉很发达。我对它们很自豪。十几岁时，我会告诉妈妈：“我要有橄榄球运动员的腿，跟布鲁斯那样。”布鲁斯是我崇拜的一个表兄，我崇拜他的力气、和善和激情。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表兄，因为，甚至我还是小孩子时，他总是看上去很认真地对待我，用清澈专心的眼睛看着我。
“不，你不行。”我说这话时妈妈笑起来，摇了摇头，好像在说，不要傻了。可是我看着双腿时，我仍然相信它们是橄榄球运动员的腿。
我在飞机上睡着了，在梦里我的表兄布鲁斯抱着我。我是他夹在胳膊下的一只橄榄球。他把我安全地紧紧地抱在他温暖的腋窝里，用胳膊肘夹紧着。他跑啊跑啊跑过简姨妈家旁边的绿草地。他的双腿很粗，肌肉发达，有硬硬的突起的肌肉。他的双腿像树干一样坚实，它们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的腿。
我醒过来，擦着眼睛，朝窗外看去，看到我们正在着落。往下看着那些点缀着俄勒冈松树的山，还有绿色农场的正方形形状，我想起了梦里的绿色田野，想起了布鲁斯在跑啊跑。我回想起被紧紧地抱着的感觉，安全的感觉，同时绿色和白色的世界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我在想跟父亲见面时，他会不会紧紧地抱我，给我安全。
我穿着跟同屋维罗妮卡借的无袖夏裙，在开会的度假村的大堂里等候着。裙子上印着红色和黑色的六十年代花的图案。我父亲和多恩开车来本德见我，离他们家有三小时的路程。
我紧张地等着，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四下走动，从酒店前台上拿粒薄荷糖，然后又坐回去。不久，一名穿着牛仔短裤和无袖汗衫、皮肤晒得黝黑的年轻妇女出现在大堂进口，开始在大堂里四下寻找起来。我从父亲寄给我的照片里认出她是我继母多恩。她大概有五英尺三英寸高，留着齐肩棕色头发，突出部分呈金色。她浑身上下散发着健康和运动的气息。我站了起来，她问：“萝拉莉？”
“多恩？”她微笑了，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健康的拥抱。
“你父亲在外面。”她说道，“他真的很紧张。他等不及要来见你。”
我们走出去，来到明亮温暖的阳光里。他看上去比我想像的要矮小。他穿着蓝色的李维斯牌牛仔裤和一件淡蓝的马球衬衫。他的头发在阳光里闪着白光，熠熠生辉。他紧张地站在那儿，双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站在脚后跟上一前一后地摇晃着。他的脸发着红晕。他拉过我的手，然后紧紧地拥抱了我。我们朝汽车走去，他不停地看着我，笑着，仿佛在向自己确定我真的在那儿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心怦怦直跳，他可以感觉到耳朵里的血在流。他看见我的笑容，整个世界似乎都停下不动了。他又拥抱了我，在我耳边低语道：“我喜欢你的耳环。”他看着我每个耳朵上穿的四个孔，耳轮上戴着的一排人造钻石耳环。
跟我爸爸和多恩谈话很轻松。他们让我感到很舒服，是很好的听众。爸爸送给我一块手表和一些贴纸。他给我表时很紧张，因为他不想让我认为他在试着买下我的爱。他只是真的想送给我某样东西——某个表示他爱我的象征。爸爸和多恩不住地跟我说我是多么出色多么特别，他们多么爱我。我不习惯这么多用语言表达的感情。开始时感到很奇怪。我怀疑他们是否真诚，我很快就明白他们是的。我爸爸当着面跟他在信里的是一样的人——周到、善良、乐观。
第二年夏，我去住在他俄勒冈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