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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康就跟着丁大伟去了北京。
丁大伟在北京也办了家公司，赵宝康就住在公司里，照样不干任何事，丁大伟也不要求他干任何事。丁大伟给他的待遇是，有饭吃，有酒喝，别的就没有了。平时，丁大伟对赵宝康是好便骂，不好便打。比如说，喝醉了要打，胡说八道要打，上班进办公室要打，不讲卫生要打，对公司女员工贼眉鼠眼要打，到处乱跑要打。哪怕什么事也没有，仅仅因为丁大伟心情不好了，也要打赵宝康一顿。总之，丁大伟是隔三差五地就要打赵宝康。可怜赵宝康一个堂堂五尺男儿，成了丁大伟的一个肉沙包。赵宝康实在受不了了，逃跑过一次，可因为身上没钱，跑不了多远，被丁大伟手下的人在通县逮到了，嗬，那顿好打，三天没起来床。又让赵宝康立下毒誓，再不跑了，如果再跑，被逮回来的话，就要对他不客气了（天哪，什么时候对他客气过啊）。那以后赵宝康再没有跑过了，渐渐地他似乎也适应了这种有吃有喝有人打的生活，日子过得也有些怡然自得了。白天，他一个人到街上或是公园里去逛逛，到了吃饭的时候就自动回来了，如果看到饭桌上没酒，他就去找丁大伟要几块钱，买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来（找头是要如实还给丁大伟的），自己喝。晚上是不准离开公司的，他在公司值班人员的房间里看看电视，然后就钻进楼梯拐角自己那间没窗户的小屋里睡觉去了。要是丁大伟叫他到办公室去，他就知道要挨打了，也没什么可啰嗦的，一副可怜相，乖乖地去让丁大伟打。丁大伟也嗜酒（所以他才大度地允许赵宝康喝酒，在这一点上他还是理解赵宝康的），顿顿要喝，如果他喝醉了——这种时候虽然不多，那赵宝康可就倒霉了，非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可。
丁大伟在给张超的信中说，他现在对赵宝康已经完全习惯了，甚至还挺依赖他呢，如果隔上一阵子不打他一顿，浑身都有点不太舒服。我们分析，丁大伟这人大概天生就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正好碰上了赵宝康这么一个天生欠揍的，两人虽不能说是一拍即合，但也成了一对挺不错的搭档。
再往后，我们就没有听到什么赵宝康的消息了，逐渐地也就把他忘记了。
好些年过去了。去年秋天，我应北京的一个导演之邀，去北京写一部有关都市白领的电视连续剧。我住在什刹海旁边的一座旧王府改成的招待所里。剧本要得很急，我整天呆在招待所里拼命写，尽管是第一次来北京，可也抽不出时间到处玩玩。
一天临近黄昏，我写得实在是昏头涨脑了，就出了招待所，到外面去转转。我沿着什刹海边上的小路信步朝前逛着。天已经开始凉了，地下落满了红黄的枯树叶。一个老头坐在水边低矮的水泥栏杆上，面前是个小摊子，他用地道的老北京话吆喝着：“瓜子儿花生核桃仁儿。”声音起伏悠扬，透露着股空旷劲儿。
小路上人不多，远处拱桥上车来人往，倒是挺热闹。偶尔一辆脚踏黄包车从我身边经过，车夫一身旧式打扮，黄色对襟衫，扎着裤角的黑色灯笼裤，脚穿老头鞋，头上还有一顶瓜皮帽（这是一种旅游项目，让游客坐在这样的黄包车上，体验一下旧时北京的风情）。坐车人二郎腿翘得多高，大约感觉自己是个老爷了。前方路边一块空地上，有石桌石凳，几个老头老太围坐在石桌边打麻将，一旁还站着个中年汉子在看。我走到近前，猛然觉得那中年汉子挺眼熟，再一看那颗没长好的山芋脑袋，一下子想起来了，赵宝康。他依旧理着光头，人倒并不显老，只是长胖了，眼睛更小了，脸上皮肉松弛，呈一种不健康的酱红色，一看就是个满脸晦气的家伙。他两手在胸前捧着个大玻璃杯，里面泡着半杯茶叶。听到脚步声，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们俩目光相接，我心里一惊。他神情木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我不能肯定他认出了我，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并没有停住脚步，只是冷漠地冲他点了点头。他也机械地冲我点了点头。然后我就走过去了。
我越走越快，生怕他在后面喊住我，直到走出去老远，我才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想想也有点滑稽，两人多年没见，偶然在异地他乡碰上了，却像是天天见面的老邻居一样，随随便便点个头就过去了。
春节回家
春节回家，见到父亲，我心里总有点不太舒服。
父亲和母亲都早已经离休了，住在部队的干休所里（父亲是个军人）。母亲倒还好，每天买菜做饭，忙忙家务，闲了看看电视，要不找邻居的大妈大婶唠唠家常，日子过得还蛮充实。父亲就不行了，整天什么事也没有，吃过饭了，就像只瘟鸡似的歪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撑着下巴，眼睛半开半闭，也不知道是在睡觉呢，还是在想心事。（他能有什么心事可想？）顶多，晚饭后到楼下的院子里走一圈，十几二十几分钟吧，然后回到家里，洗一洗，坐到母亲身边的沙发上陪她看电视。父亲眼睛不好，电视画面看不太清楚，再加上他对母亲看的那些电视剧不感兴趣（他总是弄不太清里面的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看着看着，他就在母亲的身边打起了呼噜。
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中，父亲迅速衰老，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高血压，冠心病，白内障，听力也下降得厉害，跟他说一句话，他时常是啊啊啊的表示听不清楚。我跟母亲商量，父亲这样下去不行啊，应该让他有点事干才好。母亲说，老干部活动室里，打牌的下棋的什么都有，你爸就是不去，还有，这个院里的老干部有不少都在学写毛笔字，学画国画，你爸也不愿意学，我能有什么办法。是啊，母亲也确实没什么办法，父亲都到了这把年纪，再想改变他是不太可能了。
但我总希望父亲的生活不要这么沉闷，应该有点小乐子，那无论对于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他的身体，肯定都会大有好处的。
年三十晚上，父亲一时兴起，在征得了母亲的同意之后，陪我喝了一点酒（以往都是我一个人喝，父母亲喝可乐）。喝了酒的父亲，显得颇为兴奋，跟我说了不少话，回忆了一些旧人旧事，还不时伴以笑声。我对父亲说的那些人和事，早已耳熟能详了，但我仍然兴致勃勃地听着，间或提出一两个问题，鼓励父亲继续说下去。整个晚上，父亲的情绪都很好，跟我说完话后，又看了挺长时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父亲才乐呵呵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我找机会和母亲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交谈。我对母亲说，应该让父亲每顿饭都喝上一点酒，那会活跃父亲的情绪，增加父亲生活的乐趣，对父亲无疑是极其有益的。母亲起初不同意，说父亲的高血压和冠心病都不能喝酒，会加重病情。我说会加重病情的是父亲那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你看爸每天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样子，不吭不哈的一坐几个小时，让人看着都难受，一个健康人这么坐下去也要坐成一个病人的。再说了，报纸上也多次介绍，喝少量一点酒对人是没有害处的，可以舒筋活血，特别是葡萄酒，含有多种氨基酸，对身体尤其是心脏都是有好处的。法国人据说心脏病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葡萄酒喝得多。报纸的权威性对母亲是很有说服力的。母亲犹豫了一下又说，万一你爸喝酒上瘾了怎么办？我说爸都这把年纪了，还有多少年可活呢，就是上了酒瘾又能怎么样？重要的不是上不上酒瘾，重要的应该是有个愉快的生活。
母亲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每顿饭让父亲喝一点葡萄酒，对此父亲当然也没什么意见。父亲年轻的时候是爱喝上两口酒的，我听父亲说过，当年他打小日本和国民党的时候，要是情况许可，他会先灌上半斤用山芋秆酿的那种劣质白酒，然后上战场猛冲猛打。父亲在战争年代三次负伤，多次因作战勇敢而受到嘉奖。以后父亲因母亲的反对以及身体方面的原因（父亲得过一次肝炎），才极少喝酒了。
这样，父亲开始每顿饭都喝上一两杯葡萄酒了，整个春节期间都是如此，照我看来，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至少在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有说有笑。我对母亲说，你看，爸现在跟以前就是不太一样了吧，以后记住了，顿顿饭都让他喝上一点。
春节过完我就走了。
一天，我接到了母亲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父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