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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它足以灼伤我的灵魂和身体。对我来说，也许这也是一种命运，只不过它未免太残酷无情，它过早地让我感受到人类的不公正，我刚满十岁，还没有到法定的成年，便成为“革命的种姓等级制”之下的一个社会贱民。当我最后低着头兔子般从我祖父的名字前逃走时，我已无可救药地成为一个内心卑怯的人。
接下来，我经历了我祖父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批斗、专政的全过程，目睹了一个曾经是体面的有威望的老中医，怎样遭人随意折磨和侮辱，怎样像狗一样被拉来拉去游街示众。
这个过程是从深夜开始的。那天夜里，我好像特别犯困，睡梦中忽然传来一声尖厉的叫声，睁开眼睛，发现祖父不在身边，这才想起来，今天晚上祖父没有回房间睡觉。尖厉叫声是从前面的诊所里传来的，虽然声调变得异常凄惨，分明就是我祖父的声音。这声音从喉管里憋出来，原来那种正常的人的呼叫，现在就变成了野兽—样的长嚎。它在宁静的初夏之夜，透过院墙，一直往我的耳朵里钻，我用被子蒙住头，试图阻隔它，但二点儿用处都没有，反而更加锐利，更深地刺人我的身体和灵魂。我承认，当我确信祖父被造反派实行无产阶级的肉体专政时，我的内心除了极大惊怖之外，并没有产生对祖父的怜悯。我蜷缩在床上，浑身发抖，却根本想不到祖父此刻遭受摧残，我希望有人来救援我，但想不到去救援我的祖父，像所有那些怯懦自私的人一样，我自己只是在盘算怎样躲避这种打击，而听凭心灵远离我一生中最亲近的人。后来，我用各种理由来原谅自己，其中包括我的年龄，我希望说服我这是因为我太小的缘故，然而，当时恰哈是那个暴力恐怖之夜，导致了我的内心情感的败坏；而且更由于阶级斗争之下，我失去坚守人性和亲情的依据，由此心灵屈服，变得虚弱，变得不堪承受了。与道德的欠缺相比而言，心灵上的欠缺却要比道德更能损坏人性和人生，它往往就发生在我们的少年时期，人性和人生的变异和空洞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了。因此，不是原谅不原凉的问题，而是如何重新回过头去，审视自己，找到自己心灵从什么时候开始欠缺，为什么会欠缺，也就是找到自己虚伪生活的根源。那个夏夜，我祖父惨厉的叫声，—直是我无法安宁的原因。
与这一夜的恐惧相比，从春末延至整个夏天，几个月里目睹我祖父戴着白纸糊的商帽挂着牌子游街示众，更让我感到无休无止的耻辱。我祖父在被游街示众的牛鬼蛇神之中，年岁最长，当时他已近七十岁了，光头，白眉白须，脸色蜡黄，他的身上带着专政后的伤痛，一瘸一拐，步履蹒跚，吃不住造反派在后面驱赶，躬腰斜背，夏天太阳之下，满脸是肮脏的汗水，他的模样，完全没有过去坐在诊所里的安然和蔼，没有了那种受人尊敬的悠闲气度，而是如同马戏团里一个演技拙劣的可怜的丑角，真正地沦为牛鬼蛇神之流。祖父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沦落，是我不敢面对的现实，我怕别人的耻笑，怕别人的冷眼，怕别人的蔑视，因为一个反革命的孙子，是没有人看得起的黑屁股，这个社会最冷酷无情的就是你不能属于黑五类，否则你就完了，现在不用说，我是我祖父的牺牲品。
每过两三天，祖父就要被拉出去游街示众一次，这是把阶级敌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需要，也是把他们变成人类所不齿的狗屎堆的需要。每次我都不敢看我祖父的形象，可又忍不住偷偷地跟在后面看。我说不出当时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一次又一次去看我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忍受我难以忍受的委屈和羞愧，这是不是为了加强我的耻辱感？可每天积聚起来的耻辱，对我又有什么意义？整整一个季节里，我陷进了这种心理和情感的紧张之中，从我祖父的不幸形象中得到的屈辱感，像极具腐蚀力的毒药，将我身体里的那些健康的因素毁坏殆尽，我能感到自己生命被腐蚀时的可怕声音，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仅仅十岁的人身上，他又怎么能够指望自己在未来那么长的人生过程中正常成长？、人的生存是要靠自尊来滋养和支撑的，一旦你不能够得到你应有的自尊，那么你的生存就面临溃败的危险，这就是你在耻辱的环境中生命失常的原因。当时我没有这种认识，可是我对加之于自身的耻辱，既无法正视无法承当，那么就只能任它打败，任它占据我的身体和心灵。谁能帮助我来清洗这一层层耻辱的积垢？
现在回头想想，如果当时我不是十岁，比如是十六岁，那我会怎么样？或者我当时在城市，而不是在偏僻乡村。我会反叛我的祖父，像很多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弟一样，与反革命祖父划清界限，以此来洗白（应该是洗红）自己。可是，我还不具备反叛的可能，也没有机会让人树立为少年反叛典型，毕竟在小小的乡镇环境里，一个十多岁的少年能否“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对于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上，我已经在后来的一次作文中，满怀阶级仇恨，愤怒揭发批判我祖父的滔天罪行，我说我祖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恶的爪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欠下了贫下中农的累累血债，我说我要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与老反革命分子费炳南斗争到底。最后我抄录了大标语上的话，写道，我们和反革命分子费炳南的斗争就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我不认识我的祖父是谁了，以阶级的名义，我继续欺骗自己。
在沟渠边
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躺在沟渠边的自杀者是谁。在任何有文字的书本上，都不会记录这个卑微的人，他的名字也许永远湮灭无闻，他那渺小的灵魂早已随风飘散无家可归。我之所以要记下这个丧名失姓的人，是因为他给了我一段这样的经历，虽然当时站立在这个人面前大约只有很短的几分钟，但这是革命时代一个血腥的印记，是我一生当中最早见到的最不幸的事件，它给我留下的恐惧成为我身上不能愈合的创伤。
时间在1967年秋末，那天傍晚时分，我和一大一小两个同学去生产队打谷场。秋收后，庄稼收割完了，田野上一片闲落，几番寒霜，草色枯黄，路边的参差不齐的小灌木，叶子差不多掉光了，更显出萧条凋零。通向打谷场的是一条窄窄的泥土路，路边有一条水渠，水渠里还有少许水，细细慢慢向前流淌。我们背后是我们居住的小镇，那儿高音喇叭里响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镇子里的晚祷之歌，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响彻所有的家庭。尽管这里是乡村小镇，成员几乎都是农民，他们应该勤于劳作，但这个时代的农民也一样服从于强大的“革命律令”，他们不能不在这个时候聚集在革命领袖面前，无限虔诚地载歌载舞，不敢再做别的活动。这也是田地里不见人的原因。我们去打谷场，是为了一只经常出入于水边草垛之间的野猫子。有人告诉我们那只野猫子长得少见的漂亮，一身锦缎样的花纹，行动敏捷，由此引诱了我们的好奇心。野猫子的活动时间，就在傍晚太阳将要落山的那一刻，过了这个时间，野猫子就不见踪影了。虽然在大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即使孩子的行动也不自由，但我们还是绕开镇子大路，偷偷跑去看这稀罕奇异的动物。
离开镇子，离开人群，我们心情多了几分放松。每天除了批斗会还是批斗会，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同样的口号，我们这样大年龄的人，其实也像大人们一样精神绷得紧紧的。我记得有个领呼口号的人，因为紧张呼错了，当时就被摘去红袖章，成为批斗对象。现在我们走在空旷无人的野地里，虽然风景萧然，但风景与我们无关，我们三个孩子一路东张西望，沿着弯弯曲曲的水渠逶迤而行。前面再拐一个小弯就是打谷场了。打谷场上的草棚里，两头耕牛在低头吃着草料，它们毫不理会外面的事情，只管咀嚼，过了牛棚，那边一排十几垛草垛，都是今年新堆起来的稻草，大概够两头牛吃一个长长的冬天。美丽的野猫子，就在这些岛屿样的草垛中间出没。它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它在等候那些饱食归来的麻雀儿，这些小东西经过一个秋天，长成了小肉团，正好做野猫子口里的美味。现在，麻雀儿看着太阳渐渐落下去，趁着晚霞的余光，正吱吱喳喳扑向草垛。应该到了野猫子出现的时间了。
突然，走前面的大同学煞住脚步，惊叫起来：有人！以前我们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