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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便是在这个年岁上的秀秀眼中的世界了，它有它独特的记忆色彩社群结构和人物流动：外公（听闻得很多，但就从未见过他的真实模样）；外婆（她的音容形貌正在秀秀的记忆底片上逐渐褪色）；母亲（与她最亲近的一个人，但又始终无法进入某个能真正相互了解的半径圈内）；父亲（与她其次亲近的一个人，但当疏离达到另一个半径圈时，她又被身不由己地拉了回来）；还有那个从小就把她带大的、暗地里也常会与她拗拗手瓜闹闹别扭的安徽保姆。
当然还有，还有就是那位秀秀叫他做“叔叔”的男人。母亲说，他原来还是父亲和母亲中学时代同校同级同班的老同学呢。秀秀见到他也就那么两回，一回在街上，另一回好像是在家中。他不应该是这个家的常客，但自从秀秀见到了他一次之后，她就老被一种奇特得甚至带点儿恐怖的感觉追赶着：她觉得，她家中的每个角落，都有他的影子的存在。她说不清其中的原委来，她也不太愿意去多想这些事，因为一念及他，她的心中便会升起一股莫名的慌乱，她会下意识地强迫自己的思路立即离他而去。
至此，我不得不又回到自己真实的立场上来了。无论是作为小说的作者，还是这位奇特“叔叔”的本身本体以及本位，我都在抗拒秀秀——他俩共同的爱的结晶品——的心理领域范围内作出更多的纵深探讨。我只能让这个故事的这条情节线头永久地隐没在了一种暧昧的黑暗之中。
那个香港之夜，那个香港之午
兆正向香港那头拨出一个电话去的时候，纯粹是被一个带预感性的冲动所驱使的。
那时候，他几乎已经走离市区了，灯光密集的大上海已逐渐在他的身后织网成一片光海，朝着夜空升腾起一缕缕橙黄色的烟雾，宛若另一类炊烟。离他最近的那座气势轩昂的巧克力色的建筑是一家五星级大酒店，此刻正灯光通明。大门进口处的喷水池中激射而上的乳白色的水柱仍隐约可见，而强光灯从水柱的边缘往上射去，透过一面面正迎着夜风招展的各国
彩旗，再射向未可知的茫茫的夜空。整个大酒店就像是一座站立在大上海最前沿阵地上的光明的哨所。
这是兆正站在立交桥上向后回望时的一幅景色。立交桥在内环线的外侧，他望见一条条亮着雪白灯光的车龙就从他不远处的环线公路上缓缓流动而过。而他的脚下却是另一番景象：出租车、十轮货卡和穿梭于其间的摩托两用车互争车道，竞擦而过，它们穷凶极恶的号鸣声在立交桥下方的空旷区域交响成一股强烈的噪音，直冲上桥面来，刺痛了他的耳膜。桥上的行人稀稀疏疏，人们都是一副匆忙赶路的模样，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互相依偎，在橙黄色的路灯光中，接吻而过。在这嚣腾肮脏的立交桥面上，像这样前瞻后顾，踯躅徘徊，时而停步时而凭栏远眺的留恋者只有他一个人。
其实，兆正只是又一次身不由己地陷入到自己的职业习惯——深深的沉思之中去了。这么多条道路，纵横交错互占空间各据层面，且都从不同的方向上来又通往不同的方向去；彼此即使平行或叠交而过，也都无法真正沟通。这种城市的现代化规划与理念难道不是对于某种人生概念的精彩诠释吗？兆正从立交桥的扶梯上走下来，扶梯相当宽阔，劣质粗糙的地砖已开始呈现一种这里脱落那里爆裂的局面，不锈钢的圆把手上布满了泥尘锈迹和雨的斑点，操外地口音的小贩在扶梯的尽头叫卖，幽暗的路灯光下，花花绿绿的货品摆满了一地。
他就那么一路走下来，走下来融入到另一条生命的轨道中去。
现在，他在一条市郊的公路上一路向西继续行进。如今，连郊区的公路都已经消失了“郊味”：没有庄稼和田野，反而是绿色的草皮一路铺种过去。有六层高的工房群，亮着杂色的灯光，其间，也会有一两幢的高层，鹤立鸡群，兀自矗立，俯视着这一大片宽阔的城郊结合领地。兆正发现不远处的人行道边站立着一座半开放式的电话亭，金属的电话挂匣和电话线缆在暖色光的路灯的照射下发出幽暗的反光。他突然就意识到了今晚上，他带着它一路从淮海路走到徐家汇，再从徐家汇来到这里的那个莫名的焦虑是什么了。他向电话亭走过去，顺便看了看腕表，快十一点了，精确地说，现在的时间应该是十点五十八分。他在电话亭前站定了，无头无绪地想了一会儿。不知怎么地，他的心中充满了一个强烈的预感，他觉得，他必定能再一次顺利地达到他希望达到的目的。
兆正随一个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出访欧洲是在十多年之前的事了。回程时，他们路经香港，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他第一次踏足香港。
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中环的好几幢巨厦的顶端之上都飘扬着米字旗。香港警察一个个都穿着深蓝的呢制服，佩带锃亮、精神饱满地穿梭在繁华大街上湍急的人流间。而那时节的上海文坛却正沉浸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租界和孤岛文艺时期的复古潮里，这是由张爱玲的小说再度流行于沪上而引发的一种文艺思潮，虚虚实实，飘飘忽忽，梦幻一般美妙地作祟着沪上各式各派的文人群落。兆正向往能来香岛一游的目的也无非是希望能感染一下那种在上海已经消失了有半个多世纪的殖民地氛围。也剩下不几年了，他想，再说，张爱玲的小说本来就是以沪港两地的场景变换来为她的故事和人物提供基本的背景布局的。
但兆正感觉不到什么。除了香港拔向蓝天的摩天大厦群和狭窄街道间的车辆与人流给他造成的强大的挤迫感之外，他全然找不到那种弥漫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租界区的怡然自得潇洒浪漫的情怀。或者，它们根本就从没有存在过，这只是记忆在回望时的一种文学变形，谁又能担保说，从另一个世纪后的明天回望时，香港的今天也不会被描写成了另一个模样？
但他却想起了“他”来——每逢他在类似主题上做种种漫游式的想象时，“他”便会不期而至。他打从心眼里佩服“他”，在这种挤迫的精神环境之中写诗？而且写如此飘逸空灵精粹的诗，兆正觉得“他”比自己了不起得多。
他们一行人入住位于港岛湾仔区的一家中资酒店。酒店的建筑物的顶部醒目地高飘着一面五星红旗。一踏进酒店，大家都说到家了，亲切与惯旧的感觉同时升起。但兆正对这种感觉的判断很特别：惯旧之本身就是一种亲切感，而亲切与惯旧在一种特定的氛围的上下文中的转换非但是可逆而且几乎是等值的，其中包含有一种堕性以及麻木。
他向柜台后的一位能操生硬普通话的女孩子走去，摸出了一张纸片来向她询问一个地址。兆正觉得她望了他一眼，眼神之中略略显出了一点儿惊诧。她随即便说，这在铜锣湾半山，你可以从这里搭的士，盘绕这山道上去。兆正记住了这些话，而那张纸片在他手中汗津津地捏了好久，手塞在裤袋里，像是捏住了一团藏在了黑暗中的秘密。
后来，他们那队人马上街去，三两个走在前面，四五个拖拉在后边。每个人的手中都拎
一只长方形的拉链皮包，晃荡晃荡的，内装现金以及证件。这也是他们那队人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上街时的阵势，那会儿，还带个翻译，现在翻译不需要了，然而在那个年代，出国还是有规定的：一切行动必须是集体。兆正跟着大家一同走，心中别别扭扭的。后来，有人要去金店给老婆买首饰，一队人马便一下子都涌进了静悄悄的店里，对于一只吊坠或一条手链喧喧腾腾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接着就有人取出计算器来，几颗脑袋攒成一堆将计算器按个不停。晚饭通常是再远也都要赶回宾馆去吃那顿免费餐的。晚餐后就有人提出反正时间还早，再可以出去“溜达溜达”的建议，还笑着打趣说，顺便也可以“体验体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嘛，因为据说，湾仔一带恰好是港岛的著名红灯区的集中地。
其实，这忐忑不安的一群人是根本无法“体验”到什么生活的。当来到那一扇扇眨闪着彩光珠灯的夜总会的门前，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目光也没来得及在那一张张印有女人的白臀、丰乳与红唇的海报之上聚焦，就见有一个满脸涂得猩红、露出两只雪臂与肉腿的女人迎上了前来，说：“先生请进来玩玩啦……”于是，大家都吓得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