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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她遍体鳞伤，被解除了武装，一个人走着，但是在她那垂下去的头里有多少毅力和倔强！一定是在这会儿她并没把周围的刽子手看到眼里。她在想什么？在准备死么？在回忆自己的短短的光明的一生么？……
我没有力量再写这些事了，……让读了这本书的人自己好好地看看德国人拍的吓人的照片，看看卓娅的面目吧。他一定能看出：卓娅是胜利者，杀害她的人们在她面前是微末渺小的。世界上一切崇高的、美丽的、神圣的、人道的东西，全部真理和纯洁都在她这方面。这是不死的，这是不会死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他们是没有任何人性的东西，他们不是人，他们甚至连野兽都不如，他们是法西斯匪徒，他们是活尸。今天，明天，千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坟墓，全是人类所最憎恨，最厌恶的东西。
“我很愿意活下去”
……可是舒拉一直没有信。又过几天，我打开《真理报》，忽然在第３版上看见了这样的消息：
“前方军报，１０月２７日（电讯）。某部正在激烈战争中，扫荡着德寇第１９７步兵师的最后残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彼得里斜沃村残杀了英勇的女游击队员卓娅的，就是这一个师的官兵。在《真理报》上刊登的５张德国人残害卓娅的照片，掀起了我们的战士和军官的新的愤怒的热潮。在这里卓娅的胞弟、青年团员、坦克手、近卫军少尉舒拉正在英勇奋战，为姐姐复仇，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卡威’坦克在舒拉同志指挥下首先闯入敌人阵地，击毙和用齿轮轧毙很多希特勒匪特。少校维尔什宁。”
舒拉活着哪。
为姐姐报仇哪。
从此我又常接到舒拉的信了，但不是由和平的乌里扬诺夫斯克，而是由最火热的战场上寄来的。
１９４４年元旦，很响的门铃声把我惊醒了。
“这是谁呀？”我纳闷地说，开门之后，意外的事就使我楞住了！舒拉站在我眼前了。
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巨人了。英俊，宽肩，穿着带有严寒气味的军大衣。他的脸由于风吹和疾行发红了，冰霜在他的浓眉和睫毛上融化着，他的两眼欢喜地闪烁着。
“为什么这样看呀，不认识我了吗？”他笑着问。
“我看这是伊里亚·木罗米次来了！”我回答说。
这是最出乎意料的，最宝贵的新年礼品。
舒拉也无限地欢喜。他一步也不离我，如果他需要到街上去买香烟或散步，他一定像小孩那样请求：
“咱们一块儿出去吧！”
他每一天重复几次同样的话：
“你告诉我，你生活得怎样？”
“我都给你写去了……”
“写算什么呀！你讲给我听吧。人们还照旧给你写信吗？
你把信给我看看……来，我帮助你写回信……”
这样的帮助正是需要的，无数的信件依然像河水一样地流来。人们直接给我写，往卓娅的母校写，往报馆写，往青年团区委写。
一位卓娅的同学，女战士敖克加布里娜·斯米尔诺娃由斯大林格勒郊外给我写道：“我在站岗的时候，我觉得卓娅挨着我站着。”
一位卓娅的同学，莫斯科的姑娘，在请求青年团塔冈区委派她上前线时写道：“我宣誓，我一定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定成为像卓娅那样的人。”
一位巴什基里亚的青年女教员这样写道：“我一定把自己的小学生教育成像卓娅，像您的勇敢的卓越的女儿那样的人。”
新西伯利亚的一个学校的学生写道：“这是我们的哀痛，这是人民的哀痛。”
还有很多接连不断地来自西伯利亚的，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来自乌拉尔的，来自第比利斯的书信。也有由国外：由印度、澳洲、美洲……写来的信。
这些信舒拉都一封一封地读了。以后他又重新拿起一封由英国寄来的信。这封信里写着：
“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同志！
我和我的妻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幢小房里。我们刚读完关于您的可爱的英勇的女儿的事迹。她临死说的话使我们流了泪；这青年姑娘有多么勇敢和刚毅啊！据我们估计，明年初我们的头生婴儿应该降生，如果是女孩子，我们就用您的女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人民的女儿的名字给她命名。
我们听着和读着关于你们伟大的斗争的消息，无限钦佩。
但是仅仅钦佩无济于事，我们愿意和你们并肩作战。现在需要的不是话，而是行动。我们确信，我们看见我们和你们一样仇恨的丑恶的法西斯的灭亡的时刻已经近了。你们的人用自己的勇敢刚毅造成了战胜法西斯的条件，因此你们将这样被载入史册，永垂不朽。英国人民很了解他们对于俄国负着偿不清的债，在我们这里人们常说：‘如果没有俄国人，我们该怎样了呀！’在电影院里，斯大林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马上就爆发了掌声，‘乌拉’和欢呼的声音。现在我们用以下的愿望结束这封信：争取胜利，争取我们永久的、在战争中与和平中的友好！
苏联人民和她的光荣的红军万岁！
致兄弟的敬礼麦布尔大卫里兹夫妇”
舒拉问：“你给他们回信了么？这封信写得好。我想这写的是衷心话，是不是？显见他了解我们不只为自己战斗，而且是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战斗。但愿他们永远不忘掉这个！”
……晚上我哥哥谢尔杰来了，舒拉因为他来很高兴。他们在桌旁对面坐着，直谈到深夜。我在忙着料理厨房里的事，只听见了他们谈话的片断。
谢尔杰说“……有一次你在信上说你脱离了队伍，闯到敌人的后方，干什么呀？这不是勇敢，这是逞能。应该勇敢，但是为什么胡干啊？”
“如果考虑自己的安全，那就得忘掉勇敢？”我听舒拉这样热烈地回答。
“难道你不应该对你的兵士的性命负责么？你是队长啊……”
隔一会儿，我又听见谢尔杰问：
“你告诉我，你可别恼啊，你对待你的部下怎样？年轻人有时这样：总是做出高级首长的神气来……”
“不，我对自己的人们像朋友一样，你哪儿知道他们多好哇！……”
我又听见我哥哥说：
“关于勇敢……你再重读一遍托尔斯泰的《袭击》，那里关于这一问题说得很清楚，简单，明确……”
舒拉说的话很少。他比过去谨慎了，好像每一句话都斟酌。这一次回来我感觉他变样了。很难用话说明他的变化。可能是我错了，可是我感觉：一个人即使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只走过一次非生即死的狭径，他就不高兴赘述关于战争，关于经历过的危险这一类事情。我想是：舒拉已经看见了和体验了很多事，所以他比以前老成、慎重、严肃得多了，但是同时也比过去更温和了。
第二天舒拉到医院探望他的负伤的同志去了，回家时他的面目完全变了，我几乎认不出昨天的欢喜的壮士来了，他的面色苍白，憔悴了。我惊疑地仔细看着这亲近的、还很年少的脸：那脸的颧骨和上下颚骨突然显得更清楚了，两眉皱着，上下唇紧闭着。
“法西斯匪徒把人毁得成什么啦！”他痛恨地说，“你知道，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过去的生活并不是平常的。他还不到一周岁就成了孤儿。生活不容易啊，可是长大成人了。在军校毕业后，在列宁格勒抗拒了封锁，受了伤，被评为二等残废，但是他不顾这个，又上前线了。可是在不久以前，弹片一下子打进了肺部、心脏，而臂上、腹部也受了伤，另外还有摔伤。他不能说话，不能转动，也听不见。你想想吧，啊！
他的名字叫柯利亚·罗波哈。你哪知道他看见我的时候多么高兴啊！……”
舒拉走到窗前，并没向我转过身来，忽然有力地、像赌咒那样热烈地说：
“我一定回来！没有腿、没有手、瞎了，我一样要活下去！
我很愿意，很愿意活下去！”
……他在到家后第三天就说：
“你别恼我，妈妈，我要不等假期满了就提前走。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人们在那里牺牲着，可是我在这里……我了解，应该继续生活下去……可是我实在难于这样做。”
“再呆些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