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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最初的一封信里这样写着：“唉，妈妈，什么我也不会！连按规矩在行列里走步子都不会。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家的脚后跟了。也不会给队长敬礼。为了这个人们不能夸奖我呀。”
光阴在过着。在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兽一样工作着。我已经很好地熟悉了步枪、手榴弹、七星手枪，日前我们到射击场演习由坦克里射击去了。我的初步成绩还算正常：由坦克里的炮和机枪射击４００和５００米距离的目标，我的成绩是‘好。’现在你认不出我来了：现在我会很好地给队长们敬礼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试的时候，舒拉在每一封信里都恳求我：“妈妈，如果可能的话，你给找来一条宽皮带；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装带。”几天以后仍是：“妈妈，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带一点也不象样，我还像一个什么军官呢？”舒拉小的时候的固执的眼睛通过这些字行注视着我。他在童年的时候，如果他极希望得到什么，他就这样，差不多也用这些话要求我。
现在我眼前放着１００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地重读它们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的孩子怎样成长，怎样壮大。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封他的这样的信：
“妈妈，我在校里的学习接近终结了，１１月１日开始考试。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尽量地工作着。原来我在这里的时间差不多比别人少一半。
这次考试是我一生里最重要的考试。我一定用尽自己的力量和精神，因为国家需要得到一个技术熟练的坦克少尉。就是少尉，不是准尉，也不是上士。你知道哇，这并不是追求虚荣；这只是因为我应该做到一切我能做的事，成为一个更有用更有益的人。我读了些关于法西斯匪徒焚烧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农村，残杀我们的儿童和妇女的报道，我回忆他们怎样残杀了卓娅，我仅仅热望一桩事：快上前线。”
另外一封信：
“妈妈，你听着：大考结束了。我的成绩是：技术得‘很好’，射击得‘很好’，战术和军事地形学得‘很好’……”
在这件骄傲喜庆的信的末尾添写着：
“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在害病，并且孤零一人。”
……有一次在温暖的下午，我坐在窗台上望着窗外。在我身边放着一堆我应该回答的信，可是我的眼总不能放掉晴朗无云的长空。忽然有宽大温暖的手掌蒙住了我的眼睛。
“小舒拉！”我只能说出来这个。
“你没听见敲门声音，也没听见他们给我开门的声音，什么也没听见！”他笑着说，“我站在门口看着你，你总是坐着，坐着！”他又用一只手遮住了我的眼（好像他以为这样我听了他的话比较轻快似的）说：“明天我上前线。”
他强壮了，他的两肩更宽了，可是他的两只蓝眼依旧像小孩那样欢欣开朗地看人。
又是难过的痛苦的一夜。舒拉把一只手放在颊下，睡得很酣，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起来看他，总看不够。想到这一夜一会儿就到头了，就觉得害怕。然而。终于在正常的时刻天亮了，舒拉从床上跳起来，很快地洗了脸，穿好衣服，草草地吃完早点，就走近我，说了那几句已经习惯了的话：
“不要送。珍重你自己吧。不要替我担心。”
“你要永远忠实……和坚毅……常写信………”我勉强地回答了。
军事记者
舒拉走后，并没有信来。一个月过去了。我怕走近信箱，我总觉得我将在它里边得到无情的消息……这是最难过的日子，充满了最折磨人的、最痛苦的等待。卓娅去后我都没像这样等得难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什么是失掉孩子，现在我了解了。
有时候惊疑缠绕我太甚，我就设法逃避它，好像是真可以躲避自己本人和逃避自己的思想似的……我在街上走，我想尽力使自己疲倦，以便回到家里立刻就能睡着。但是这种办法有效的时候很少。无论我走过多少条街，走了多少里路，以后仍然是差不多通宵地在床上睁眼躺着。
我时常步行到诺伏捷维奇公墓卓娅的坟上去。有一次，当我走近卓娅的坟墓时，我看见在它旁边有一个宽肩膀的军人。
在我更走近时他就转过身来了。这是一个年约３５岁，面貌开朗眼神敏锐的人，我觉得他似乎想说什么话。我看了看他，等他说话，可是他迟疑了一会儿就走开了。我忘记他了。在临离开这里时，我又在一条小路的转角地方遇见了他，他迎着我走来了。
“您是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吗？”他犹疑地问。
“是啊。”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这时候他就介绍了自己：
“我是里多夫。”
我并没忘掉这个名字：《真理报》上关于游击队员丹娘壮烈牺牲的报道就是他写的呀……
我紧紧地握了里多夫的手……我们沿着小道儿慢慢地向出口走去了。
我真心地说道：“认识了您，使我非常愉快，我早就想见见您……”
我们就像多年的朋友那样开始了谈话，他对我讲了他怎样最初地听到了关于卓娅的事。他当时在莫礼伊斯克附近的一个半毁坏了的小农舍里过夜，在人们差不多全睡着了的时候走进一个老年人来取暖，他挨近里多夫躺在地下了。
里多夫说道：“我听见了，老年人睡不着觉，他叹息，呻吟，觉得难受。我就问：‘往哪儿去呀，老大爷？你怎么老哎哟啊？’”
这时候老年人就告诉了里多夫说，他听说希特勒匪徒们在彼得里斜沃村子里绞死一位姑娘，详细情况他一概不知道。
他只是重复着说：“要绞她了，可是她还演说……”
里多夫马上到彼得里斜沃村去了。从这夜起他就连续不停地调查了１０天有关自称丹娘的无人认识的姑娘牺牲时的一切详细情况。他仅仅采取了事实，因为他确信事实的声音一定比记者个人的话更响亮。
“为什么您一次也没到我家去过呀？”我问。
“我怕给您添烦恼。”他率直地回答说。
“您在前线上很久了吗？”
“从战争的第一小时起我就在前线上，”他说，“那时候在莫斯科人们还不知道有战争哪！６月２３日我在明斯克，我是驻在那里的《真理报》记者……这是很有趣的事。”他沉思地补充说，接着他就微笑地回忆了他在逃避疯狂的空袭跑入电报局的地下室的时候，在那里人们还交给了他一件前一天由莫斯科给他拍来的电报。
这是一件完全太平年月的电报。编辑部要求里多夫写一篇通讯，报告一下收获运动准备得怎样了。他将电报藏在衣袋里，就坐着自己的汽车急速到部队里去了。那个部队当时正在准备防守的战斗，明斯克的街上已经到处起火了，空袭一直没停止。
里多夫当天就给《真理报》发去一篇通讯，但其中谈的并非收获问题。
他用很简单的话述说了这一切事情。我一边走，一边听着他，一边在想：有时候认识一个人很多年，但是不了解他。
现在我和里多夫在一起不足一小时，并且他关于自己的事也没讲很多，可是我却了解他很多，我了解了最主要的。我了解他是直爽、忠实、勇敢、镇静的人，他会控制自己，什么时候也不惊慌。我了解他能在困难的战场环境里，不是用话语，而是用事实，用自己的一切行动教给周围的人们镇静和坚持。
“今天我又要上前线去。”他在临别时对我说，并且又小声地补充道：“战后我一定写一本关于卓娅的书，一本很厚的好书。”
五张照片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４日给我送来了新的辛酸。在报纸上登出了５张照片，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波塔波夫村外一个被苏军击毙的希特勒的军官身上找到的。德国人把残害卓娅的景况和她的最后几分钟全拍了照片。我看见了雪中的绞架，看见了我的卓娅，看见了我的女孩子在德寇包围之中，看见了挂在她胸前写着“纵火犯”的那块木牌……也看见了那些残害她的人。
自从我知道了我的女孩子的牺牲那时起，我昼夜不停地总是想着一桩事：这就是当她登上她的最后的惨死的道路时，她曾想着什么呢？她感觉了什么呢？她曾回忆什么呢？……
无力克服的烦闷攫住了我：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和她在一起；我没能用话，或者用眼光……减轻她的最后几分钟的痛苦。这５张照片好像领着我看了卓娅怎样走向死亡，现在我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