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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共融的进程中，最早发现东方的，应该说还是那些西方传教士们。从沙勿略到利玛窦再到汤若望，正是这样一批一批虔诚的基督徒们披荆斩棘，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在发现东方的同时也给我们传来了关于广阔世界的福音。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开始扫除自己在文化上的一些成见，不断将世界文化纳入到发展的视野，继而走向了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就是因为得了这样一种福音。当然，在这一个进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不同程度的失落感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就像一个身体虚弱的疾病患者，最终的恢复仍是取决于自身的体质，而不是药物一样。在这个逐渐恢复的过程中由我们自己来提出发现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这个命题的提出可以说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一代知识人的自觉意识和反思精神。对此，我对提出这一命题的王岳川先生也是格外尊重的。
正是基于以上这样一些想法，我策划了这期论坛。在找到王岳川先生后，王先生提出来想跟美术界的人士结合一些创作实践来谈一谈这个问题。这样，我又专门找到了刘骁纯先生。刘先生结果也非常热情地提出了许多想法，并希望能就某些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问题展开一次讨论。所以，这期论坛就实际上出现了两个话题。特别要感谢汪民安、邹跃进、吕胜中、冷林、丁方、陈默、朱其、黄笃等人冒着北京“非典”还没完全结束的危险来参加这次论坛。尽管这期论坛的话题扯得比较开，但是所有讨论的核心却是基本一致的，相信读者能从这些学者和艺术家们各自不同的言谈中收获一些思想信息，得到一些文化启示。
杨 卫：大家好！欢迎大家到犀锐文化艺术中心来参加这一期论坛。这一期论坛我拟了一个大的题目，叫做“发现东方”。这个题目最早其实是王岳川先生提出来的。王先生还反复提到了一个“文化输出”的概念，他也很希望就这些话题跟美术界的人聊一聊。这样，我又找了刘骁纯先生。刘先生也提了一个话题，叫做“东方主义与中国当代艺术创作”。那么，这一期就有了两个话题。但尽管是两个话题，探讨的核心却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希望能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阐释当代中国文化及其艺术创造的价值。希望大家能就此展开思考和讨论。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文艺美学家王岳川先生、美术理论家刘骁纯先生、哲学家汪民安先生、美术理论家邹跃进先生、艺术策展人冷林先生、艺术家吕胜中先生、传媒学家陈默先生、艺术策展人朱其先生、艺术家丁方先生、艺术策展人黄笃先生、艺术家周细平先生，以及《犀锐》的主编镂克先生、犀锐文化艺术中心负责人邓欣南女士，还有“犀锐”网站的陈勇先生、秦思源先生、陈爽小姐等。现在开始讨论，先请刘骁纯先生谈一谈。
东方主义与中国当代艺术创作
刘骁纯：“东方主义”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了，开始是很新鲜，国内有关人士也比较赞同其基本的分析。比如，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后殖民所持的一种批评态度，应该说国内的批评界也大都是持这样一种态度。但是要结合艺术创作来谈，这个理论就不好直接挂钩了。我看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大都是批判东方主义、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后殖民主义的。美术理论界这方面的批判文章比较多，好像凡是在国外参加了展览的，凡是被国外的艺术馆关注的中国艺术家都有问题，都成了西方中心主义后殖民的一种代码了。文章一看多了，就觉得是不是可以用对话的方式讨论一下，因为我也是想弄清楚一些事情。所以，杨卫找到我以后，我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
杨 卫：是不是请汪民安先生先系统地介绍一下“东方主义”？
汪民安：“东方主义”是赛伊德在1978年出的一本书的名称，国内译成“东方学”。根据赛伊德的看法，“东方主义”有三个含义：第一，是纯粹的“东方学”的含义，是指欧洲自18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们对整个东方，主要是中东地区、现在的阿拉伯世界的人类学研究、史学研究。这种研究慢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从18世纪一直到今天有一个连贯性，把东方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主义”首先是一门学科，主要是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第二，是对于东方的想象，主要指的是诗人、艺术家，像雨果这样的一些作家，包括一些政治家，他们想象的一种东方。在他们的想象中，东方的街头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有狂热的宗教色彩，有很滞后的野蛮的行为主旨。这是对东方的一种想象。
实际上真正的“东方主义”是第三个含义，也就是说，西方通过这些东方学家所建构的一门学科，实际上是为了把东方纳入到西方的体制之下，让阿拉伯世界服从西方世界，目的是要压制于东方之上。从这个角度看，研究东方这门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很强的权力色彩。东方学研究充满着权力的偏见，是对东方的宰治，它把文化霸权作为东方学最内在的结构。
以上三层意义上的东方学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地理学的基础，就是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在这样一种地理学的基础上，东方学才建立得起来。其最根本的一条，实际上就是福柯所说的那个理论，即所有的知识不是我们想象的、纯粹客观的、真理性的表现，而是带有很强的权力色彩。知识总是被权力所污染，总含着权力的偏见。所以，东方学作为一门知识科学，隐含着西方对东方的干预，实际上是西方借助于东方学对东方进行控制。这是一个谱系，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就像一个过滤的框架一样，把东方的一个形象过滤下来。所有在这个框架里的东西，就都是所谓东方的。一代又一代的东方学家，都基本是遵循这样一个框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东方学实际上根本不是说是不是关于东方的客观知识，而是从西方东方学家的角度来实行对于东方的操纵。这也正是赛伊德极力要批评的，他在书中拼命反击了这种东方学家的知识建构，他批评所谓的西方的文化霸权。
赛伊德的书1978年出版之后，又有另外一些“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美国把这一权力的结构进行重新阐发，他们已经脱离了赛伊德的框架，把整个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学术关系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甚至也把“第三世界”的女性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比如，西方世界是怎样想象“第三世界”女性的，所谓后殖民主义就是由此而来的，并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系统，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依据，即以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果，以这种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作为研究对象，对殖民主义进行反复批判。
总的来说，“东方主义”有三大流派：一是赛伊德的后结构主义流派；二是女性主义的，主要是关注“第三世界”妇女地位的流派；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判，这个流派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后结构主义流派的批判，对西方的所谓文化殖民主义，对整个殖民主义的文化宰治进行反击。他们现在强调的是“反写帝国”：通过“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文化事实的揭示，来揭露出文化殖民主义宰治的后果。以上就是“东方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发展的线索。
邹跃进：《读书》杂志1993年开始介绍东方主义，一开始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像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来面对中国的文化问题。所以，我当时确实也是受了这种理论的一些吸引。其实细想起来，其中还是有很多困惑的，困惑之一是以什么标准来判定我们所接受的都是被殖民的东西，这是我当时思考这个问题时最感困惑的地方。比如，对于从五四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