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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们看世界上非常流行的一些东西，我举过两个例子，一个看日本的《寅次郎的故事》，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在日本拍了很多部，很多集，日本的人看得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高兴呀，为什么那么长盛不衰呀，它每一部电影其实故事都完全一样的，都是老掉牙的故事，一个非常丑陋的男人，跟一些极其美丽的女人的故事，它就是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观众看了以后还要看，为什么要看，后来有一个日本的学者告诉我，说你不了解日本，日本的男的他有一种在女性方面他有一点羞涩感，寅次郎这个人他在电影里面他表现出来，那么难看、那么笨，智商又比较低的人，竟然有那么多美女围着他转，这个无疑给日本的男性打了一个强行针，这么难看的人都有那么多人追，更何况我呢，大家都抖然觉得自己很有信心，所以这个电影放的时候，日本男的很高兴，因为觉得那么丑的人有那么多美女，而日本女的也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她有一种优越感，对男人的优越感，你看女人这么美丽，但是寅次郎本身道德上也不错，比较厚道，有很多的因素，所以你看演员是不断换的，但他的故事是不换的，也就是说，观众和大众非常喜欢重复的东西，《小鬼当家》为什么拍续集，大家喜欢，所以法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学者，我非常喜欢这个学者，叫保德里亚，他说商业社会，消费社会里面有一个东西，所有的产品出来以后，尤其是文化产品，它都是以一系列的面目出现，不太可能说我卖书就卖一本书，它肯定是一个庞大的系列，当然也有经济运作上的考虑，我觉得更多的是特殊的这种经验的东西，确实不得了，大家不在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写作，也构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如果大家都不再依靠自己的经验了，随便写了，你们看现在的出版物，很多的东西觉得真是无聊，这个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能够比较深刻地进行描述的一个方法，我个人觉得小说还是要写的，不管我们把握这个现实多么困难，但是我觉得作家还是要提供你的把握，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作家，你根本就没有尽到社会的责任，你这个角色，所以不管从冠冕堂皇的理由上来讲还是从个人来说，实现自我的角度来说，都是需要继续写下去，我最近也在写，这是第二个我觉得重要的问题。
我简单讲讲第三个什么叫真实性的问题，为什么我对这三个东西比较关注，因为我觉得对我们现在写作构成影响最大的三个问题，那么什么是真实性呢，意大利有一个大家知道这个人非常有名的学者叫昂贝托。艾科，艾科出了很多东西，这个人是一个符号学的教授，到50岁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想到要写小说，然后一举成名，成了一个非常畅销的作家，你们看中国翻译他的小说，比如说《玫瑰的名字》，写得非常恐怖，他把宗教上的很多的思考和那种杀人案件联系在一起，小说很好看，那么这么一个符号学教授来写小说，但是他研究的主要的范围也是在符号这个里面，对文化符号进行分析，他讲到一个例子，我觉得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谈一谈，也跟日本有关系，一个例子，这是我从他的一个演讲录里边看到的，他讲了这么一个例子，日本有一个电视台，这个电视台呢，有一个主持人，这个主持人在主持节目，非常的漂亮，非常美丽，那么她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很多的电视观众，到了后来就爱上了这个主持人，不断地有人给这个主持人写信，那我相信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喜欢某个人，比如喜欢白岩松大家可能会给他写信，但是在日本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写信非常之多，多了以后，电视台发现问题比较大，为什么呢，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她是通过电脑合成，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人，那么电视台觉得有欺骗公众之嫌，一定要声明一下，说这个人是不存在的，然后电视台就发表声明，大家不要来写信了，没有这个人，她是结合了不同女性的特点，然后虚拟出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么一个人来主持，你们猜猜看，这个声明登出来以后有什么变化，不仅写信的人没有停止，更多了，而且那些写信的人公然在信中，声称我们根本不在乎她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有意思，你们想想看，他不在乎，都是真实性的问题带来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我宁可需要一个虚幻的东西，我不要这个真实的，真实有什么用，真实的东西是很难忍受的，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面农村家里要是死了人，我相信很多人从农村来可能有这个记忆，我小时候有这个记忆，老人死了以后他尸体是停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边厅堂里边，然后我记得如果气候不太热的话，这个遗体最少也要放七天时间，有的更长，我记得哪个时候我家里一个老人去世以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我非常害怕，因为我觉得活人跟死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那个感觉是很怪的，然后很多天，你就看到一个长明灯在那儿，这个小殓以后，要大殓。一开始小殓，小殓的时候，他还躺在棺材盖子上，衣服已经很整齐了，头上弄的红花什么的很难看的，然后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很吓人，这个人死了那是很难看的，脚穿着新的鞋子，新的衣服，有豆油的小灯，供了很多的贡品，很可怕，然后大殓的时候就给他装棺材，把棺材敲死，还要停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殡，整个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这个真实不真实，太真实了，但是是很可怕的，你觉得死是什么东西，这个死就是真实的就在你眼前发生的，然后你跟亲人，他就是你的亲人，对于我的父母来说他们觉得很正常的，他们跟死者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维持得非常好，有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去摸他的脸，眼睛闭上去，摸他的眼睛然后跟他说话，说你是不是担心什么事情，说你眼睛要不要闭上，你闭上吧，就像他还活着一样跟他说话，然后摸了摸，嘴里还跟他含个东西，我小时候有这种记忆，我就觉得它很真实，可是你们想想现在的人是怎么死的，所以加缪在他的《局外人》里面，在《鼠役》里面说过一句非常极端的话，他说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死都变得不真实，死都变得不合适宜了，你要是死了很悲惨，所以我们以前读小说，我读到这种比如说一双陌生的手替他合上眼帘，读到这里我心就一震，为什么震呢，因为亲人的眼帘是要亲人来合上的，那么一双陌生的手来合上他的眼帘，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死于非命，是由外面的人来给他合眼帘不是自己的儿子，或者说妻子，或者丈夫，来给他合上眼帘，他跟不相识的人死在一个不相识的面前，这个在过去是很悲惨，是一个悲剧啊，可是在我们今天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眼帘都是别人合上的，都是医生合上的，所以这种真实性的东西，对我们今天写作构成很大的影响，什么是真实，我们说文学要表现真实，那么什么是真实的东西，我怎么表现，对不对，而且过去我觉得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过去我觉得对真实性危害最大的就是文化的侵略，这个在西方历史上很多，比如一个国家把一个国家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我要彻底征服你这个国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你这个国家的什么亚历山大图书馆，全部给你烧掉，把你的语言给你变掉，这个是对一个民族的最残酷的征服，为什么，杀你人是没用的，最后要把你的文字跟语言跟你的文化记忆全部抹掉，把你的真实性抹掉，所以安德里奇他为什么能得诺贝尔奖，我们觉得这个人太不重要了，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又太重要了，他保留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所以诺贝尔奖给他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那么第二个呢，对真实性有过很大的一个妨碍的东西是什么呢，报刊检查制度，这个在西方是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