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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籍著名学者赵浩生先生来到北京，看到女孩子们一个个张牙舞爪、粗野蛮横、毫不讲究，沮丧地感叹：“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女人。”
我想，赵先生所指的“女人”，其实就是我们心仪已久的古典女子。
回首我在火车上的“险遇”，深感在浮躁的时代古典女子已成“濒危动物”了，古典女子的外貌易得，古典女子的心灵难觅。
当今世道，金钱至上，纸醉金迷，人在权与钱的奴役下正沦为钱与权的奴隶，古典女子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狭小了。渴望和寻找古典女子，绝不是要让现代女性复归旧式樊笼；寻找和呼唤古典女子，就是呼唤母性，呼唤女性美的深邃本质，而深邃的女性美是不该也不能被新潮牺牲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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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女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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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我沉浸在电影中，与迷人的古典女子相遇相识，为她们给以自己灵魂的净化而流连忘返。当我回到现实，走在深圳的大街上，看青春女子的面庞如花潮汹涌，但从她们的脸上总读出一些浮躁、一些疲惫，甚至读出一些风尘的气息，她们大多不缺少青春，但恰恰缺乏淑女的韵味，我不禁哀叹古典女子的消逝。有时，夜半时分，走在灯火阑珊的街上，便期待蓦然回首间，能遇到一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古典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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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与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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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大河奔流》中，王心刚饰演的解放军军官开导张瑞芳饰演的农民女英雄李麦，为她写下了“斗争”两个字。张瑞芳惊喜地说：“这不是两把钥匙吗？”（繁体字的“斗争”的确像旧门锁的钥匙）王心刚以魅力无穷的男中音说：“就是两把钥匙，一把打开我们自己身上的枷锁，一把打开新中国的大门！”
《大河奔流》中这两句关于钥匙的台词，寓意很鲜明，对于女人来说，“斗争”就是钥匙，它可以打开压迫与束缚在妇女身上的各种不合理的枷锁。
说起来，女人与钥匙的不解之缘由来已久，但那钥匙却仿佛始终游离她们身外，尽管她们常常在生活中扮演管家婆的形象。
从残酷的中世纪以降，封建社会漫长的暗无天日中，女人总是与封闭、枷锁连在一起，如果把锁与钥匙作为男女的象征，锁总是象征女性，钥匙则象征男人。多疑的丈夫最恐惧被人戴绿帽子，担心“贱妻”红杏出墙，便以种种借口给妻子的私处锁上贞节带，古今中外，不乏其例。据说，古罗马时期，部队出征，有一条军属街的女人们都被锁上了贞节带，钥匙自然是握在生死未卜的丈夫手上。这些将士之妻最大的心愿是丈夫尽快平安回来，以打开贞节锁，结束苦不堪言的“守贞”生活。钥匙，简直就是这些女性梦中的安琪儿。
贞节锁的背后充满女人的压抑与血泪，血泪背后就必然要有毛泽东所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个关于贞节锁的笑话说，有位将军要出征，给年轻貌美的妻子锁上了贞节锁后，将一串钥匙交给了忠实的管家。将军还未走远，管家就追了上来，气喘吁吁地说：“将军，你忘了留下打开贞节锁的钥匙。”
大哲学家尼采对女人的敌视人所共知，他最广为流传的名言是：去见女人，不要忘了带上鞭子。与他一样的另一位变态佬则补充道：离开女人，不要忘了上锁。给女人上锁，目的是不让女人的玫瑰门向他人敞开，它建立在狭隘多疑、对女人不信任的基础上，而有些纯属变态的嗜好。中世纪有个下三烂诗人，讴歌给女人上锁是“打开封闭的酒，能让我饮醉”。手执一把秘密钥匙打开心爱女人的闺房，是很多墨客骚人向往的一种情境。中国古代的郑虔在《闺情》诗中说：“银匙开香阁。”月夜、银匙、美人香闺，真是色香味俱全。
被锁住的女人如同被锁住的风景、被禁锢的书，往往可以引来更多的好奇和憧憬。在浪漫的法国有位变态的俊男，每次欲与妻子行鱼水之欢，就把妻子锁进屋里，这老兄就破窗而入，以非礼的姿态完成对妻子的“强暴”，有钥匙而不用，只为追求一种假设情境的超强刺激。现代的老外吃饱了撑的，就翻出无尽的花样。
当代社会，女权流行，女人身上的枷锁被解除，女人手上的钥匙便多了起来，有些钥匙又成了对男人的撒手锏。男性功能的退化使男人日趋感到危机，只好借助于壮阳药、“伟哥”之类的身外之物。有一位意大利的女豪杰有妙语云：“伟哥是释放男人潜力的一把钥匙。”更有甚者，美国有位白领丽人，强迫其男友吃下过量“伟哥”，然后将男友“强暴”，险些让猛男成了望乡台上的风流鬼，为此还惹出了一场小小的官司，这可真是“时代不同了”，“敢教日月换新天”。
女人掌握了钥匙，但不懂得珍惜。跟男人比起来，钥匙更像是女人的身外之物，越穿越短、越穿越露的她们，身上没地方放那小玩意，若没带小挎包，就只好干脆拿在手上，这就免不了随手丢在哪里，摩登女郎丢钥匙简直是家常便饭。
在老辈子人看来，女人丢钥匙如同丢掉了灵魂，这显然已成迂腐的笑谈，今天的人连灵魂都不怕丢，还怕丢钥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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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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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篇小说《飘》中，玛格丽特·密切尔借男主人公白瑞德之口说：坏家伙总能看到比别人更多的内幕。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其实道出了生活的一种普遍真相。在采访姜文时，我想起了这句话，觉得姜文的魅力就在于他是一个十足的“坏家伙”。
在中国影坛，姜文无疑是一个异类。他是个从不迎合舆论的人，即使面对多么友善的采访，他都可能对你不客气。他在上海宣传《寻枪》，面对记者们的陈词滥调，他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表现出“冷酷到底”的漠然与不屑，从而再次惹怒了记者。人家争先恐后地来给你捧场，你却用冷屁股对人家的热脸，说姜文有些“混蛋”，可能很多人都会赞同，但我用这个字眼却绝不是贬义。我以为，我们从不缺少盲从和温文尔雅，恰恰缺少的是姜文这种“坏家伙”的“混”劲。“坏家伙”总能比一般人看到更多的真相，这是因为他比我们活得更真实、更率性，不装蒜、不虚伪、不遮掩，不是当婊子又立牌坊。你恭维他、讨好他，即使是出于真心他也可能不买账。因为整个说来，他是个非常自我的人，他拒绝恭维。我想那是他不愿在温情的蜜语中迷失，因为人非圣贤，在恭维中会找不到北的。他很清楚。
姜文的聪明人所共知，他不是大智慧，也不屑于装做具有大智慧的样子。他的聪明是对某种事物执著琢磨之后的清楚与明白，这方面的表现有时就像他扮演的角色一样，带有农民式的狡猾甚至粗鄙。在参观“靖国神社”风波中，面对一些用心不良的质问，姜文的回答是：“杨子荣也上过威虎山，但上过威虎山的不一定都是土匪……”
姜文非常欣赏《愤怒的公牛》的导演马丁·西科塞斯，欣赏《低俗小说》的导演昆汀，他们的叛逆和弥漫在影片中的“混”劲让他颇有共鸣。他自己也承认，他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也挺混蛋的。他喜欢青年导演贾樟柯的电影，他说：“真他妈棒！那里也有股混性。”《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这种“混”劲，实际就是绝不装傻充愣、世故圆滑，是“动物凶猛”和青春无敌。
姜文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在他的角色塑造中，“一根筋”似乎是人物特有的印记，从《红高粱》、《芙蓉镇》、《本命年》到《鬼子来了》以及《寻枪》，这些平凡人物身上都被他赋予了一种“浑不吝”和“一根筋”的轴劲。这种轴劲实际也是民间所说的“浑”，他把这种“浑”升华成一种亲切的血性。他和角色之间浑然天成的血肉联系，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他总是可以非常自然地把人物中的焦躁不安、惊慌失措、患得患失逼真地表现成自己。事实上，他角色中的轴劲、匪气、霸气、粗口、拧巴、四六不顺就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奇怪的是，他的这些“恶习”贯穿到多么儒雅的人物身上都显得贴切可信，比如《北京人在纽约》中从音乐人到商人的王启明等。这就是姜文的天才把握，他总能把角色的“恶习”巧妙地转化成人性的魅力。因为从本质说来，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恶习”，只是姜文把它极其人性地展示出来了。
在崇尚“难得糊涂”、“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