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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体”。在这里，弄清楚理想、手段和事实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要变革文化主体，“全盘西化”，作为对抗传统文化霸权的口号才被提了出来。由于“西化”是一个选择过程，因此“全盘”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所以仍然要坚持“全盘西化”者，要而言之，乃是一种态度而已。
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身带有互相制衡的性质，也即折中的性质。但是，当事物之间出现冲突时，这种不平衡现象，往往不能以“中庸”之道克服之。相反，不是加强弱势以对抗强势，便是削减强势以缓冲弱势，才能维持固有的均衡。但是，强势者是少有自弱的，迫不得已时，则采取“维持范式”策略，于是激进主义的实行变得势不可免，“全盘西化”，作为事实的无效性和作为口号的必要性就在这里。
恩格斯说：“无论什么地方，从印度起到俄国止，凡是古代村社习俗还保存的地方，这种习俗便做了数千年来最横暴的东方专制政体的基础。”但是，当中国帝王仍然封闭自己，把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时候，把改革局限在天文历算和器物制造上面时，俄国彼得大帝强制推行全面的向西欧学习的政策。俄国在十八世纪有一个积极鼓吹西欧民主共和制度的启蒙知识分子群，而且，这种启蒙工作一直未曾中断。恰达耶夫——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知识分子传统从他这里开始──猛烈抨击一种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他指出，正是那种“爱国主义将国家引到了毁灭的边缘”。他所以高度评价彼得大帝，也就因为他首先教导俄国人不要偏袒自己，不要死憋在自己的历史中。他赞扬道：“正是他，使我们摆脱了所有这些历史的残余，这些残余充斥着历史社会的生活，阻碍了社会的运动；他用人们中间存在着的那些伟大、壮丽的思想开启了我们的智慧；他把我们完全转交给了西方，一如时代将他转交给了西方一样，并将西方所有的历史交给我们作为历史，将西方所有的未来交给我们作了未来。……彼得大帝在自己家中找到的，仅仅是一张白纸，他用他那只有力的手在那张白纸上写下了两个字：欧洲和西方；从那时起，我们便属于欧洲和西方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坚定的西欧派人物。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主义者以“西欧主义”的责难为自豪，“因为所有那些在我国智力发展史上曾经留下最良好影响的遗迹的优秀的俄罗斯人，都是坚决的和无条件的西欧主义者。”列宁肯定欧洲派那样一种对中世纪的一切东西所采取的“绝对敌视态度”；对于启蒙者，他提出其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地主张教育、自治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而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地接受启蒙者的遗产”。
但是，在当时的“党国”中，并不具备像俄国这样的向西方开放的气魄阔大的政治人物，也不具备像俄国这样“被派向全人类”的富于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被伟大的同一种俄罗斯民族精神所孕育所充实的。三十年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在主张有选择地迎受西方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化，批判“全盘西化”的嚣声中收场。论争“一边倒”的情况表明，五四的余波渐渐歇止；一个全面反传统的现代性行动，从知识分子队伍中间，尤其在精神的内部联系中间，正在走向死亡。
二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运动的退潮，中国进入政党和政治强人的霸权时代。在党国之上，蒋介石一手加强政治控制，一手致力于思想统制工作。他把“三民主义”确立为全国的“中心思想”，宣称“思想统一，比什么都要紧”。在党内，他强调党的纪律，说：“党要我们生，我们就可以生；党要我们死，我们就要去死”；“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党员要有服从性，不能有一点自由”。在党外，宣扬爱国主义，领袖崇拜。一九三四年，他亲自发动“新生活运动”，将国民党的政党文化社会化。他规定运动的目标是“改革社会，保国保种”，必须“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对于“公民”，则强调以德国和意大利为“卓越榜样”，结合儒教传统的“礼义廉耻”教育，使之按照义务行事，遵守社会秩序和集体法规，履行其对国家的职责。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仿效纳粹的做法，公开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口号。一九四0年初发表《中国之命运》，说“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标志着国民党一党独裁，已经进入它的巅峰状态。
在蒋介石的党化宣传中，爱国主义是一个中心内容。再没有什么语汇比“国家”和“人民”更能够让大家获得那种利益分享的愉快了。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是什么呢？那是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儒家大一统思想，以及一整套封建伦理观念的结合。韦伯说：“国家本身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它只是实现其他的价值的一个纯粹的技术性工具，国家惟有从这些其他价值中取得它自身的价值，而且只有当国家不追求超越它的这个仅仅是辅助性的地位时，它才能保留它的这种价值。”在和平时期，“爱国主义”的提倡，只能有利于权力者或最高权力者，因为国家权力在其中代表了“最终的”价值。但是它不可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因为概念自身的含混性，容易唤起他们关于幸福的幻觉，在国家的祥光之下，模糊、忽略、以致放弃个人权利的追问，和争取这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合法权益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被剥夺了存在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从艰难曲折中走过来的。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是一个相对稳定、发展和壮大的时期。在这个西北偏僻的小镇里，刚刚上升至党内领袖地位的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并完成了两大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抢救运动”是其中的一段插曲──这样一种带有首创意义的群众性运动，结合严密的组织措施，把全党全军和个体知识分子统一到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当时，全国正处在抗战阶段。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在阶级论的内容中，增加了比以往更为浓厚的民族色彩。当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大肆宣扬其爱国主义/独裁主义时，毛泽东阐述的是民主主义，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他有一个总结性的著作，就叫《新民主主义论》。在论著中，他把民主主义分为新旧两部分：“旧民主主义”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性质，“新民主主义”却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可谓泾渭分明。这种观点，给历史的阐释带来很大的方便，而且有利于现实政治的操作。但是，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并不可能像描述的那么明显。这种带有机械论味道的划分，在时间的纵轴上，容易造成对辛亥/五四一段思想文化成果的排拒；而这个时段，正是被称作“新文化运动”的伟大的启蒙时期。同时，这种划分，也容易从横向拒绝西方的民主理论和经验。这两种可能性，完全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整风文献表明：毛泽东的思想和被它所辐射的运动，有两个相当复杂的特点：一，对西欧启蒙时代产生的一些重大理念，如自由、民主、人性、人权、人道主义，基本上采取反对的态度；二，对本土文化资源，包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传统，乃至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等等，给予高度重视。“中国化”一词，就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最早提出来的。四十年代初，出现在延安和重庆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战，其实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有关的思想在正反方面的展开。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即创立了一条与十月革命和莫斯科的中国模仿者完全不同的军事路线，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农村和城市，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两个反差巨大的象征。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同样也是他的思想文化路线，两者是完全吻合的。毛泽东把他心目中的革命，完全纳入中国的民族传统，也即农民传统之中。他的民主理论就建立在这上面，形成被认为对革命而言至关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和伦理价值观，支配了中国自延安以来几十年的历史进程。
作为大独裁者，蒋介石使思想国有化。毛泽东统一思想，则在于凝聚党内力量，以利于进行他的革命战争。两者是不同的。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