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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佘家守墓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感动”本身所能承载的内涵，其实，人们通过这件事已经开始考虑在人和人之间如何达成一种理解、在人性之间如何建立一种信任等等这些触及灵魂的深层问题了。
节目组的一位编导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曾经深有感触的地说：“在一个信息渠道多样化、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里，一个英雄样板的树立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所有的精神要求。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学会独立思考，也越来越多地拒绝被动接受，但是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情，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留下一些空间来关照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关照我们共同生长的这个社会，这也许就是《感动中国》的魅力所在。”
“感动中国”没有标准
今天的很多人也许会问：三年前，《感动中国》是怎么诞生的？它为什么要叫《感动中国》？
谈起当时的情景，新闻评论部主任、《感动中国》总制片人梁建增这样回忆：当时评论部想搞一个年度人物评选，但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评选呢，大家心里的确没底，因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评选太多了，什么‘十大新闻人物’、“年度经济人物”等等，如何与众不同而具有自己的特色实在不容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大家对此有一个共识：“梳理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发掘新闻事件中的主角，感性地刻画历史瞬间，放大历史细节”，这应该是当初创办《感动中国》的一个基本理念。
感动中国（2）
有了这样一个共识，于是评论部一群充满了创作激情并对社会怀有深沉责任的新闻人，开始了一系列争论不休的“头脑风暴”聚会。当时的总牵头人朱波说：“具体哪一天实在记不起来了，好像是10月底吧。五六个人，大家又一次聚在一起开始讨论。说着说着，不知道是谁冒了一句，话里有‘振兴中华’字眼，于是大家的话题一下子就顺着深入到了‘究竟什么可以振奋中国人，什么可以凝聚中国人？’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大家相互碰撞出来的“感动”这个词汇，一锤定音的默契便由此延续了今天，整整三年。
那么，一个以内涵多样的“感动”为标准的评选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发现这一年中曾经有的一种感动，并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对《感动中国》有着这样的理解。
今天，我们在网上、报纸上以及中央电视台自己的宣传资料中，在很多地方可以找到《感动中国》的评选标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无论他们的身份、背景、经历有多么的不同，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感动了公众，感动了中国。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该担当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国人的民族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
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标准还是比较含糊，倒是“用感性的方式表达，以细节的魅力展示，积聚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用国人的心路历程来见证重大的新闻事件”，这一当初设计者的理念至今仍在延续着，并不断地丰富着它的内涵。于是，钟南山成为了抗击“非典”的一个符号，而杨立伟所代表的飞天梦想已经起步……
《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制片人张恒说，我们在看《感动中国》的时候，会发现人物的背景、身份、职业、地位的界限已经模糊了，节目面向的是全社会、全人类的精神世界，人选不仅包括大陆、港澳、台湾的中国人，还包括全世界的华裔及国际友人，只要他的精神代表了全人类共同的理念内涵，《感动中国》的视线就会延伸到那里。
2003年《感动中国》的入选人物来自日本的尾山宏律师，就是这样一种眼界的体现。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以一颗善良的心，无偿地帮助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讨回曾经失落的权利。他顶住骚扰、恐吓的压力，通过诉讼还历史以真实。当尾山宏出现在颁奖现场时掌声雷动，有几位青年的观众在仪式结束后，专程到休息室找到尾山洪，鞠躬致意。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推委会委员喻国明教授在推荐理由中这样写道：“一个外国人，特别是长于遮掩家丑的日本人，为了给中国人伸张正义，不顾同胞的威胁利诱，挺身而出捍卫真理，这确实令人感动。”
节目创办之初，人们还曾有过许多的疑虑：以媒体价值标准为核心的“感动”是否能够感动中国？这种“感动”和社会主流认知以及中国人对“感动”的深沉理解是否相一致？他们能代表广大公众的意见吗？
“一些人在媒体中工作久了，见识的多了、经历的多了，对许多事情就有些麻木了。但是《感动中国》节目录制时，我们的编导和摄像，却是常常因为泪水模糊了双眼而无法正常地进行拍摄和画面的切换。”《感动中国》颁奖典礼总导演樊馨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表述过工作人员的感受。
敬一丹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主持人，主持过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晚会，在舞台上为无数的人颁过奖。然而在连续两年主持《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中，她经常是声音哽咽，泪光闪闪。“我相信能感动我们工作人员，就一定能够感动我们的观众，感动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有感动了我们自己才能感动观众，如果连自己都不觉得感动，相信也不会感动其他人。”
对此，评论部主任、《感动中国》的总制片人梁建增则说过这样一段话来表述：2002年的《感动》让我们无法忘记那些无畏前行、努力抗争的人们，而2003年的《感动》则见证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舟共济的奋斗历史，2004年的《感动》在表述刚刚过去的一年，它一定会展示这个社会刚刚发生的显著变化，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时代特色。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感动中国》节目，其实它已经不单单是一期节目了，它已然成为了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种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一段难忘历史的精彩浓缩，媒体的价值标准已经融入到了整个民族的价值标准之中了。正因为如此，《感动中国》已经不再是节目的感人至深了，而是一个民族承先启后的内在精神、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力量在打动着人们。
在评比的取舍之间，谁是最动人的？这是许多观众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感动中国》的总策划朱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个误区，因为通过广大公众的寻找，最后进入《感动中国》候选范围的，都是符合评选标准，只要他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就是最动人的。每一个打动人心的人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具体的时代背景相勾连的、与发生的新闻相联系的、与这个时代的追求相吻合的，所以在最后的取舍之间，这里面不存在谁比谁更能令人感动的问题。
感动中国（3）
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在仅仅十二天的投票期限内收到了高达九十万张的选票。这其中，很多人把自己内心的这份“感动”献给了一位年轻的律师田世国。一个权威数据表明，百分之九十的父母会为子女奉献生命，而只有百分之十的子女会为父母做出这样的牺牲。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三十八岁的律师田世国就成为了这百分之十当中的一个。为了使患上尿毒症的母亲能够延续生命，田世国隐瞒实情把自己健康的肾脏献给了母亲。直到现在，老人仍然不知道在自己身体里工作的肾脏来源于亲生的儿子。也许，仅仅一个“感动”已经无法表达这个行为所传达给人的心灵撞击了，因为它对当代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念所产生的启示必将引起人们长久的思考。
在采访曾经观看过《感动中国》的一些观众时，记者曾这样问他们：在两年的评选当中，谁让你感动了？面对于此，大部分观众回答是：所有的人都让我感动。
在很多人的眼里，感动与否，只有权威，没有标准。
真实，是“感动中国”的力量
《感动中国》总策划朱波说，我们推选出来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感动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