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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容身之地。而面对所有的这些，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所有的这些，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舆论监督节目离不开“线人”，这道理谁人都知道，但常常是节目播出后，隐忧常常伴着我们，那痛处，就是“线人”的遭遇。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能否真正安心，取决于与“线人”事后的处境，有时也取决于“线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而这一点，我们事先无法准确预测。
所以，只能是慎之又慎！事先尽量让“线人”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就像谨慎的大夫给病人看病一样，先告诉他可能的后果。前期采访中的原则则是尽量回避“线人”，后期制作时尽量不用“线人。尤其可能的情况下，不妨考虑与“线人”签个协议什么的，主要意思是从节目的形态上对“线人”进行保护，节目播出后，“线人”的处境与本台无关等等。当然，如果“线人”望而却步，没他又不行，节目宁可不做！
不过，我有时也想，节目播出之后加强反馈，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线人”面临的压力，不然我们不仅痛了仇者，也痛了亲者。因为，以往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消失的另一半
魏驱虎
《焦点访谈》作为调查类节目很多时候需要“线人”。如何保护幕后的“线人”是新闻行业里约定俗成的道德律。为了恪守这条道德律，我曾经牺牲了一个节目最精彩的素材。
2000年10月，我们接到一位“线人”的举报——江西省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中将出现大规模的考场舞弊。我和摄像记者朱邦录在考试前赶到南昌，见到了记者生涯中最让我敬佩的一位“线人”。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学生，有人提出让他当“枪手”替人代考，他想到自己虽然可以不当“枪手”，但是独善其身并不能改变舞弊的事实。为维护执业药师这个神圣职业的纯洁性，他不仅举报了即将发生的舞弊行为，而且还协助我们拍摄了舞弊者帮助自己办理全套假准考证件的全过程。他表示愿意用这些素材制作成节目，哪怕自己被发现也在所不惜。
审看节目时，孙玉胜副总编也被全套准考证件实施“换头术”的过程所震撼，但是他更对这个年轻人的命运表示担忧。他说节目一旦播出，这位“线人”必将被推到一个毫无遮拦的平台上，他对舞弊行为的揭发将使整个南昌考区的考卷变成废纸，那些当事人是饶不了他的。我提出用技术手段来保护“线人”，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复权衡，玉胜副总编还是决然拿下了节目初编版中监守自盗的舞弊者为“枪手”做假证件的全过程，整整占了节目的一半内容！
好在考场舞弊的过程我们拍摄得非常充分，节目依然精彩纷呈：手机、呼机被公然带进考场，考生们有的看呼机，有的读短信，有的早退、向考场内公开传送标准答案。通过镜头，观众真切地看到了考场舞弊的过程，而面对如此混乱不堪的场面，监考者竟然熟视无睹，主管部门的领导对着镜头说：“考场内外都十分安静，秩序井然。”
节目播出后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带动了整个社会对各种舞弊现象的整肃和查处，社会效益巨大，节目获得了第一届广电学会评论类节目评奖的一等奖。
关于“线人”（3）
被拿下的另一半素材在我的手里保留了半年的时间，最后还是删掉了。
时至今日，在我和朱邦录的心里，拍摄这消失的一半素材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是这次忍痛割爱的经历，使我们对记者的社会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没有拿掉这一半内容，对我们而言是使一期节目更精彩，也许还有问鼎记者梦寐以求的中国新闻奖的可能，但是对那位充满正义感的青年人而言，可能就要付出改变一生命运的代价，而这超出了记者应恪守的社会责任的底线。这次忍痛“断臂”使我深深体会到玉胜副总编的良苦用心——作为一名记者，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感动中国（1）
节目组的一位编导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曾经深有感触的地说：“在一个信息渠道多样化、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里，一个英雄样板的树立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所有的精神要求。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学会独立思考，也越来越多地拒绝被动接受，但是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情，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留下一些空间来关照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关照我们共同生长的这个社会，这也许就是《感动中国》的魅力所在。”
2005年2月17日，《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评选”揭晓，奥运冠军刘翔、水稻之父袁隆平、人民公仆牛玉儒、女公安局长任长霞、青年志愿者徐本禹、为母换肾的田世国、飞机试飞员梁万俊、缉毒警察明正彬、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驻伊拉克前大使孙必干当选，中国女排则获得“感动团体”。当日晚8：00《感动中国》颁奖典礼节目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后，反响很好，引人注目。应广大观众的要求，该节目又三次在新闻频道重播。
我 们 为 什 么 会 感 动
——《感动中国》评选热的冷思考
孙金岭 边巍
“感动中国”源自灵魂
2003年的大年初二，中国的大多数家庭都还沉浸在节日的欢聚氛围中。而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李挺主任办公室里，审片的主任们看完了《感动中国》的样片后，都默默无语，眼里充满泪水。这个场景对《感动中国》的总策划朱波来说，印象极为深刻。相同的情况一再出现在中央电视台领导的审片现场。
就这样，《感动中国》顺利通过了审片，尽管当时仅仅以“《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特别节目”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没有一个贴片广告，但节目却获得了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热情回应，人们丝毫没有吝惜自己的情感和泪水。从此，那些感动的记忆就这样延续了一年又一年，而《感动中国》也因为节目强大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成为中央电视台最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之一，而今这个仅有两个多小时的单一节目广告标的金额就达到了一千四百五十万元。对于《感动中国》主创班底来说，他们实现了“不可能不感动”的最初设想。
一句“不可能不感动”，透露着一种媒体的自信。这与其说是对节目选题的成功把握，不如说是对当代中国人和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入洞悉：在迈向新世纪的历史时刻，人们太需要精神的信仰了。但是毋庸讳言，在信仰面前人们常常是无所适从的。清华大学社会学院的院长李强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我们的时代并不缺少偶像和英雄，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推崇的是什么样的偶像和英雄，《感动中国》借助中央电视台传播主渠道地位给社会做了一个良好而清晰的示范。”
很多时刻还记忆犹新。在过去的两年里，人们因为中央财经大学普通教师刘姝威的仗义执言而对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良知肃然起敬，因为杨利伟的拼搏太空而牢记人类探索未知的从容澹定，因为钟南山这位“非典”勇士而谨记科学精神的难能可贵……今年，又有更多的人加入了对候选人的讨论当中，并把“感动”的话题引向了深入。
在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的行列中，一位普通的北京老人的事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佘幼枝祖上因敬重明代袁崇焕大将军的英雄行为，世代为其守墓，到佘幼枝老人已是第十七代人。佘幼枝守墓几十年，遭受过无数次变故，曲折颇多，并曾因为守墓而痛失爱子，但她始终衷心不改。在她的不断努力下，袁崇焕祠被修葺一新，守墓义举得到了延续。袁崇焕毕竟是封建社会的英雄人物，佘家这种家族式的行为与现代社会是否存在较大的距离？把佘幼枝老人列入“感动中国”候选人的行列，能否代表中国人整体的一种感动情绪？面对这样的质疑，专家推委团也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但是许多观众则更多地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来理解这个特殊的人物。“快让佘幼枝感动中国吧，在缺少诚信的社会中，还有什么比如此坚定地遵守承诺更令人动容？”一位电视观众在给组委会的信件中这样写到。而推委委员陈锡添给组委会的推荐理由无疑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三百七十四年，历尽沧桑，信守承诺，这简直是一个传奇！”
关于佘家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