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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非洲大草原上的一种动物：鬣狗。这种狗虽然也属食肉犬科动物，但长相却没有狼等其他犬科动物那么高贵和典雅。鬣狗的吃像极其贪婪，鬣狗的上下颚咬力极大，可以把动物的骨头嚼碎了吞下！ 记得在电视中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我就感到头皮有些发麻。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造出这种如此丑陋、嗜血的生命来！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人中间也有鬣狗，不过他们现在都穿上了白大褂而已。你想想看着这些穿着白大褂的鬣狗，我采访的时候头皮能不发麻吗？！
编导手记（1）
不过，柴静的采访仍然显得从容自信，她对公安局安局长的提问曾经让后者大吃一惊。安局长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媒体的不满，认为现在的一些媒体充当了“编外法庭”的角色。柴静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提问是记者的工作方式，质疑是公民的权利。执法机关的权力不是真理的边境，真理是经得起质疑的。两人的对话节奏紧张、语言密集。柴静的一句提问：“那您看您对当时发生现场的很多情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就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不存在刑讯逼供的判断呢？”短短四十六个字，她口齿伶俐地说了不到五秒钟，以致于在后期合成的时候，唱词拍了三遍都没能跟得上。
宋禹，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儿，比同龄的孩子明显胖许多，他自闭、有人际关系障碍、神经性贪食。他和父亲多年来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也几乎不交流。在一次心理健康俱乐部组织的家庭个案治疗中，宋禹对父亲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恨你”，然后跑到墙角用手拼命地砸墙，失声痛哭，几乎引发哮喘病。而他父亲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有问题。
生一个人来爱
——《心灵的成长》编导手记
范 铭
曾经跟朋友戏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童年过得太没有阴影了，几乎是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地一口气长到二十多岁，以至于现在心理健康得毫无悬念。于是，我总是在别人叙述他们因为童年的不幸经历导致现在人格轻微分裂或性格部分缺失时由衷地羡慕不已，总觉得自己在这个流行“亚健康”的时代里，因为不够病态而显得不够深刻。
但做完这个节目后，我打心眼儿里感谢我的父母，并且也打心眼儿里庆幸自己的童年——快乐得如此纯粹而肤浅。
我们片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叫郭涓涓，一个叫宋禹，是两个有较严重心理问题的孩子。
郭涓涓，二十二岁，从小父母离异，跟母亲生活，她跟母亲的敌对和冷战持续了十多年，近年来频繁地有自杀和自残行为，最严重时一周闹一次自杀。她跟母亲几乎不说话，她生活的全部重心是她男友，而且必须二十四小时在一起，但凡男友要单独出门，或者想离开片刻都会引来一场自杀风暴。最极端的时候，郭涓涓用刀片割腕，她男友拿起菜刀要自杀，而她母亲为了阻止他们俩，用啤酒瓶子砸自己的头，瞬间血流满面。
宋禹，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儿，比同龄的孩子明显胖许多，他自闭、有人际关系障碍、神经性贪食。他和父亲多年来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也几乎不交流。在一次心理健康俱乐部组织的家庭个案治疗中，宋禹对父亲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恨你”，然后跑到墙角用手拼命地砸墙，失声痛哭，几乎引发哮喘病。而他父亲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有问题。
两个孩子都是受过伤害的，也是极度敏感而脆弱的，跟他们接触，整个摄制组都煞费苦心，如履薄冰。我给宋禹的父亲写了信，说服他打破内心障碍，向儿子道歉。我和柴静在采访前，不带机器地和宋禹接触了三四次，陪他吃饭、聊天，直到他全面信任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他的情绪又反复了多次，采访分两天才顺利完成。节目播出后，我陪宋禹看了一场电影，逛了一下午。路上有陌生人挥手向他致意，对他说：“宋禹，你好点了吗？加油啊”，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得知他与父亲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我们才长舒一口气。
而郭涓涓，基本算是我和柴静的同龄人，为了让她对自己的极端行为释然，我让涓涓看了我手上的烟疤，一副“我也有过青春期”的悲壮神情。我们跟她接触了四五次，一直没有勉强她接受采访，直到有一天夜晚，在接受完心理治疗后，她主动试探性地对我们说：“我想试试看。”那一刻，我在心里说“感谢上帝”。
在采访中，我们试图寻找这两个孩子内心的创伤之源，也与他们的父母一同梳理了孩子成长的经过。友谊医院的心理医生柏晓利一语道破天机：孩子是在替家长吃药。
我们办公室策划主管吴征同志说，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父母是不及格的，也许数字没有这么高，但是通过郭涓涓和宋禹家庭的故事，大多数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家庭的部分写照。
整个拍摄的过程，所有人都在平心静气地回顾过去，反省自我。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受益匪浅。采访中，录音师李宏卫还专门出去给自己的儿子打了电话，希望加强沟通。
而让我自己深有感触的是，这两个孩子的心理问题的产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要化解心结，也绝非转瞬之间。
在采访郭涓涓时，我们按照预先设计，让她跟我们一起观看对她母亲的采访，当郭涓涓的母亲在屏幕里泪流满面地忏悔着童年对女儿的伤害时，郭涓涓并没有像我最初预计的那样立刻眼泪哗哗的，她只是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停地用手扶眼镜，直到最后眼泪才夺眶而出，能看出来，她一直在克制着对母亲感情的外露。在我们采访前四个月的时间里，她对于母亲的努力示好，一直表现得极其冷淡。
同事李雪微说过巨酷的一句话：“生一个人来恨你”，当时她用这句话来形容一种仇恨的力量，我为此唏嘘不已。在这里借用这句话的反义，“生一个人来爱”，是的，生命不易，既然生他（她）来到这个世上，就彼此相爱吧。
编导手记（2）
摊到记者头上，其“责任”的含义也就更好理解了，因为温总理的信中早说得很清楚：“责任就是新闻工作者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
承担社会责任
敬一丹
《焦点访谈》已经走过了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期望和支持。
《焦点访谈》的记者和编辑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三十五岁，有的人从二十几岁就来到了这儿，现在已经为这个节目工作了十年；有的先是当观众，后来就加盟当了记者，他们是被同一种力量感召，从四面八方集合在同一旗帜下的。就这样，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一群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年轻的栏目。十年来，《焦点访谈》为电视观众提供了三千多期节目，它不仅搭建了一个舆论监督的平台，不仅在中国的特定时期，形成了特有的《焦点访谈》现象，而且培养了一批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好记者。但是，在我们大家先后加盟这个舆论监督阵地之前，可能对这一位置的认识是很不一样的。就拿我来说，1994年年底，我是带着近乎神圣的、向往的感觉投身《焦点访谈》的。“享受职业光荣”是我们《焦点访谈》记者共同的体验，当我们的记者在一个个新闻现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这句话就是“我是《焦点访谈》的记者！”
在《焦点访谈》，我们能体会到一种被信任的感觉。
记者刘涛和吕少波是两个小伙子，有一次，他们外出去河北采访，回北京的途中遇到了车祸。当时，车起了火，刘涛受了伤，急需去医院，可是当时过往的车辆都飞驰而过，没有车停下来。这个时候，附近的农民闻讯赶来了，当他们得知这位记者是《焦点访谈》的记者的时候，就手拉手站在路上，拦住了车，并且和司机交涉，把我们的记者送到了医院。
刘涛不曾为自己的伤痛流泪，但是却为这些手拉手的农民流了泪。素不相识，只凭着《焦点访谈》这四个字，就成了相知，这是多深的情意！这样的情景让我们看到，农民对《焦点访谈》那种特有的感情，对《焦点访谈》那种特有的信任。当然，这种信任还来自党和政府，三位共和国总理到一个电视栏目来视察题词就体现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