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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存不存在，对中国人来说，那是无关紧要的事，但却无法逃脱自由与责任的困境。当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接触到世界性的自由思潮时，感受到的约束不是宗教，而是传统的圣教，尤其是执行圣教的场所——家。在“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狂热追求自由时，家庭与父母成了他们直接的对头。青年们不曾想到，人增加一分自由，同时就增加一分责任。传统的婚姻，因不征求当事人的同意，被认为不好，但也不要忽略掉，父母作主的婚姻，他们就要担负一辈子的责任。现在恋爱可以自由了，要自由就要独立，要恋爱就要承受挫折与打击，处处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只有少数人能胜任愉快，多数则饱经困扰。本来追求自由，可能是基于道德感，当人对他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感到不胜负荷，甚至企图逃避责任时，再想维持原有的道德感，就变成相当困难的事。
第三部分道德的困境（2）
三、生与义
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老夫子提出的生与义之间的抉择，真是为人类揭出了一个道德上永恒的困境，任何时、地，每一个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都要面临这样的困境，当生存的环境大为改善，传统的宗教或圣教的控制日渐消逝时，人陷入这样的困境也就更深。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问题。
现代社会由于工业化和经济成长，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增进了人类的欲求。物质性的欲望，必须求之于外，因此，求之越多，自我损之亦必多。当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以提高生活水平为人生重要目标时，则人生最紧要的抉择可能已不在生与义之间，而是只有高生活与低生活之间的抉择。一个社会如果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有高生活与低生活之间的抉择时，那么这个社会必然是仁德沦亡、道义消沉。
问题在人类社会从没有公然主张人可以舍义而取生的——如果能那样，人类的问题也就简单了。我们一面教育青年，在生与义之间应该有个抉择，必要时得舍生取义；一方面由于社会性的生之欲的压迫，使道德的心防越来越难以防守，于是陷入冲突之中，要维持生存，尤其要维持较好的生存，往往要放弃正直和道义，要维持正直和道义，就难免使生存遭受威胁。人在这种情形下，究竟要如何抉择？这是人生的大关，善恶的分野。一个青年为了生存的竞争，而放弃正直，为了名位而抛弃道义时，富有同情心而又对社会环境了解的人，岂忍苛责！如果一个社会，人要保持正直和道义，都必须付出忍受孤独，甚至要以生命做代价，那么道德的把持很难期望于多数人。
生与义之间，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困境，现代人却陷得更深。
杜兰说：“历史使我们确信，文明之败坏是极其缓慢的，在希腊，道德之日薄崦嵫开始于诡辩学派之说起，其后两百五十年间，希腊仍继续有文学与艺术的精华作品产生。罗马道德之败坏，开始于被征服者希腊人涌入意大利（公元前146年）之后不久，但终奥理略之世（161—180），罗马仍不断出现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与艺术家。当凯撒当政时（公元前60年），就政治上言，罗马是处于最糟乱的局面，但直到公元465年为止，罗马对野蛮民族并未完全屈服。”
第三部分现代生活的理想
阅读本章的读者，我希望先能了解下列几点：
第一，这里所说的现代生活的理想，不是“周公制礼”式的生活理想，由少数人甚至一人制作一些标准，要求多数人遵行，那样的理想或标准，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是很可怀疑的。我说的理想，都普遍深植于人性之中，也就是说，在人类的本性中，都曾发芽滋长过，只因人类自身和环境方面的种种限制，以及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种种缺陷，遂使这些发芽滋长过的理想，迄未壮大起来，成为人类普遍的生活模式。
第二，现代生活的理想，并不是说在传统生活中没有这些理想，事实上这些理想，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中，都有过表现，甚至很杰出的表现，只是因受到各自不同社会、文化条件的约制，使这些生活理想无法获得充分的发展。甚至由于文化偏见的普遍存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使人类各自的社会过着与这些理想极端相悖的生活。
第三，现代生活的理想，除了和往昔一样，重视人与人和人与环境之间的调适外，更重要的是因它对人类潜能的发展，具有高度的激励性。我们面对着与传统社会迥异的新社会，只有充分发展自身的潜能，才有希望将生活不断更新，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不致被它埋葬。
第四，人类的社会，从来没有像此刻更迫切需要这些生活理想，也从来没有像此时更具备实现这些生活理想的条件，因此，实现这些生活理想，是我们无可逃避的职责。只有当这些理想，逐渐普遍化在人类的生活中，并内化为人的基本性格，人类才算重新获得希望和信心。
第三部分适应性和独立性
日本生理学家杉靖三郎在他《现代生活与健康》一书中，从生理学的观点谈“理想的人”，指出人的脑里有掌管知、情、意的高等精神作用的新皮质（理性的脑）和掌管生存所必须而与生活直接关联的“旧皮质”（本能的脑），所以，人如果光只有旧皮质的话，就只能像生物性的状态活下去，但假如要适应环境，“像人”一般行动的话，就必须用新皮质的睿智来思考、判断，以抑制旧皮质的冲动。他认为成全人为“完人”的新皮质，如将其所赋有的向上发展能力展现出来，文明就会更进一步向前推进。如果新皮质麻痹，人就会失去冷静的判断力，以至热血沸腾，甚至于使用暴力。为了社会的和平与繁荣，需要培养新旧皮质调和的人——有独立性和适应性的社会人，才是今后社会上理想的众生相①。
不论从往昔的历史，或是从目前的事实来观察，凡是具有高度社会适应性的人，往往是没有生活原则的人，他们狡猾、伪善，凡事只求圆到，不顾是非，这就是孔孟以来的儒者最讨厌的“乡愿”。另一方面，凡是保有生活原则和某种程度独立性的人，又多半是缺乏社会适应性的人，这种人可能如杉靖三郎所说，发展了新皮质的能力，可是又凝固了，于是个性就太强，可能因而步入孤独、痼癖之境，而触发其产生反社会的倾向。②中国先秦的老、庄可以说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1965年5月21日的《时代》周刊（Time）撰文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生存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又说：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这都是侧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一面，没有谈到知识分子的适应性。唐斯博士写完《改变历史的书》，检讨其中的十六本书，除开自然科学外，这些书大多出于不妥协的独立分子、激进派、革命者、宣传家，以及具有狂想的人。③这一群透过文字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有的富有反社会的倾向，有的根本就是社会叛离分子。
从以上的例子看，以往人类社会，一个人的生活，很难兼有独立性和适应性，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当一个人无法具有双重性能时，势必形成适应的多数与独立性的少数人之间的敌对，产生社会的价值分裂，少数睿智之士，对自认为崇高的价值自守，社会大众则服膺另一种价值，如传统儒者以仁义自守，岸然独立，社会以乡愿为能，复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相劝，如此分裂，是造成社会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