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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人生、如此道德，对社会的功过且不说，对他们自身又如何呢？根据罗素的了解：“禁欲主义者在蔑斥一切感官上的享受之后，并没有增进他们的和善、容忍等美德；相反地，他们在折磨自己之余，觉得自己实在有权力折磨别人，在此，他们很容易接受独断主义，以巩固他们此一权力。”罗素的话，并不适用于几个创教的圣人，因为孔子、释迦、耶稣都不是禁欲主义者，禁欲主义也不是道德、宗教生活中本质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想道德、宗教的承继者所以竭力主张禁欲主义，可能是想假借这种几近神秘的修炼方式以示信众，增加信徒对他们的神圣感。此外，在匮乏经济的传统社会，人也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思想，认为禁欲就是道德的崇高表现。罗素的看法，也许是独断了些，因为有的人在排斥了一切感官享受之后，是增进了他们的和善与容忍的，如甘地和晚年的托尔斯泰。不过，可能有一点是无疑的，即禁欲主义使人的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都受到损害，因而使人的创造潜能也不能充分发挥。
纠正禁欲主义的谬误，主张幸福是一条可行之路，罗素和近代的功利主义者，都是朝这方面思想的代表。有人把现代生活里的纵欲现象认为是功利主义主张的幸福伦理的流弊，我无意在这里为它辩驳，我要说的是，现代人的伦理生活，必须以获得幸福为主要条件。幸福生活是很难找到客观标准的，它主要是诉诸个人的感觉。现代伦理的功能之一，是在允许各自认为的那种幸福生活，无论有多大的歧异，都可以并存。现代人必须学习容忍，最好是能欣赏别人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不强人同己。当然，各自认为的那种幸福生活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绝不可能包括掠夺、施暴、欺诈等非法之行在内。幸福生活虽没有客观标准，但有一个低度的条件，即在生存必需品满足以后，始有幸福可言。陶渊明、杜甫在诗的创作方面是伟大的，但因过分贫穷，生活方面无论如何都是不幸的。现代人的纵欲现象，不必加以夸大，在总人口数中所占比例极其微小，人受到生物律的限制，纵欲者为自保的本能所驱策，必能自加抑制，所以不必担心。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绝大多数既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是纵欲者。他们所渴望的，是过一种遵照自己的需要和依据自己的标准所选择的幸福生活。
三、道德的组织化
传统的道德（不限于中国），是对应着较单纯的生活和与人际关系结合密切的小组织产生的，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的“爱邻如己”。这类道德起点由个体出发，终极的目标则要求个人人格的完美，扩及社会，也只限于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因此传统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寄望于道德教化，而道德教化的功效，则系于少数有德者，如曾国藩所说，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这在传统圣化的社会，的确是如此。“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行下效，风吹草偃，在生活单纯的小组织里，少数人道德的感化，是可以收到效果。但在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里，如果把人的爱心和慷慨，仅由面对面的方式表现，把移风易俗的重任，仅寄望于少数有德者，我们很难想像这个社会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人类的爱心与慷慨，业已利用科技的工具和企业化的大型组织在进行——这就是道德组织化的意思。道德经由组织系统的运作，可以不必用面对面的方式，就能达到救助远方人的目的。一个地方发生水灾或旱灾，现代可以利用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和有组织的机构的操作，迅速地将物资运往灾区，这就是道德组织化的功效。谢恩说：“在这个时代，利率的些微变动，即会触发通货膨胀（伤害到收入固定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或是通货紧缩（造成失业），这证明仅说联邦基金储备会议需要好人来组成是不够的。当然那些人应该是好人——廉洁、献身人类福利，处事公正无私。但他们也同时应该了解财政和经济制度的复杂运作系统。该制度运作所产生的利害后果，其力量远大于其中分子作为的好坏。”这说明在现代经济生活里，组织化的道德，其重要性远大于个体性的道德。这自然不是说，个体性的道德不重要，“爱邻人就是直接亲自去帮助在需要中的人，这种面对面的善行永远都是重要的，人类社会绝不会因成长而不适于它”，问题在现代组织化的社会要求更多，只有组织化的道德才能满足这种要求。个体性的道德与组织化的道德，实一根而发，这个根就是人类的爱心。
第三部分道德的困境（1）
人类学家潘乃德（Rath Benedict）在《菊花与剑》一书中，叙述一个日本小姐三岛在美国留学，因生活教养的不同，而引起许多困扰。经过三年的适应，她断定美国人是生活在“优雅的亲密感”之中，但亲密感在日本却被认为是孟浪无礼的表现。所以只要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管其接受的程度多么微小，他们立刻发觉难以再忍受往日在日本所过的严谨生活，并把昔日生活称为失乐园、桎梏，潘乃德认为这是日本人德性的困境。也许上一代的中国人在美国，遭遇过同样的困境，但在今天，这种困境即使有，大概已不普遍。在国内，亲密感和拘谨感生活之间，似乎不曾演成严重的对立，在教育程度较高、年纪较轻的一代身上，早已丧失了拘谨守礼的生活传统。目前我们面临的是另一些道德的困境。
一、尊卑与平权
这个问题在前面几章里，我曾一再提过。今日的教育，仍严格要求青年遵守传统“长幼有序”的尊卑观念，青年人本身却因受现代化一些因素的影响，逐渐向往平权的生活方式。因此二者之间，无疑地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带来困扰。我在教室里，曾分别向两百多位学生做非正式的调查，获悉凡是与父母能融洽相处的，多半包括一个因素，即双亲对他们的态度很亲密，两代相处犹如兄弟、姊妹，很少使用长辈的权力。凡是与父母之间差距较大的，多半也包括一个因素，即抱怨双亲不能尊重自己的意见，动不动就使用权威。这些青年几乎一致欢迎两代间亲密相处的方式，有的青年甚至因父母能以平权的方式对待他们，而感到骄傲、自得。
中国传统一向是很重视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之间辈分差别的，据说这种长幼划分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在其他民族中很少见。在社会变化很少、文化相当稳定的传统时代，维系长幼之序的价值观念，是有它的经验依据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指导生活的，几乎全靠传统的经验，年长的生活经验自然就比较丰富，年轻人总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生活的指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大概就是这方面的“师”。长幼有序既然能满足人的需要，那么教年轻人服从尊长的权力，也就不会有多大困难。但在今日变迁如此快速的社会里，新的知识比旧的知识更有价值，新的经验比旧的经验更能使人受益，青年人保持上一代的经验愈多，可能对新社会愈缺乏适应力。在这种情形下，仍要教年轻人像传统那样服从尊长，有它事实上的难处。因此尊卑与平权，不是哪个好哪个不好的问题，而是一个适应的问题。传统的价值观念，多半只有在能帮助我们适应新处境时，才能被保留下来，否则不能。明知传统的一些原则，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如仍勉强保持，就足以造成年轻一代生活的困扰。
二、自由与责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倘若上帝不存在，则任何事情都会被允许。”这话自从被萨特引用过，似乎也跟着存在主义的流行而流行起来。青年人开始接受这句话，也许只能了解上帝不存在的好处，而不能了解当信仰上帝为世界主宰时，人们内心所得到的那份安全感和归属感，以及把大部分的责任交付给上帝，而免除人生重负的那份愉悦。这些是现代人再也得不到的了，因为现代人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