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权威性格的，否则的话，孩子们的心理无所依赖根本不能成长，所以适度的权威，有时候是必要的。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形成的文化动因（1）
在国人自己从事的一项集体研讨中，大抵已可以指证，权威性格是中国人的各色性格当中最基本的一种⑦，其他的性格，如依赖、顺从、缺乏自发精神、消极退缩、多疑、羞怯、乐天知命、保守、怕失面子、缺乏个性等，不仅与权威性格相关，简直就是权威性格的不同表现。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代表中国人的这种基本性格，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一、从对儿童行为的训练来看
《论语》大概是传统教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教育的内容，虽不是以儿童为对象，但后世儿童行为的训练，莫不以《论语》为准的。《论语》内容复杂，其中与儿童行为训练最直接相关的，是孔子言孝。孔子谈孝，最主要的一个意义，是属于道德的规范，实现此一规范的方式，则强调“无违”。孔子对无违的解释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⑧说明为子者，对父母所尽的孝道，不但行之于生前，且贯彻到死后，这使得儒家“孝”的这一规范，既具有伦理的意义，又富有宗教的意义。孔子对孝道的其他解释，如《色难》⑨，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⑩，如“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以及“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都是在强调无违对行孝的重要。在《论语》里，与“孝”相配的观念是“弟”，所谓“入则孝，出则弟”，“入”、“出”是孝、弟实践的范围。孝是对亲，是家庭以内的事；弟是对长，则行之广大的社会。小孩子凡是遇到比自己年长的，都是长辈，是长辈你就得尊敬，知识、品德并不是必要的条件，这叫做“长幼有序”，违序就是犯上，犯上是儿童最不可宽恕的行为。
《孟子》一书在古代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论语》。孝在孔子，仅是父子一伦中的规范，到孟子，他把这一规范的价值予以扩大，扩大到似乎成为惟一最高的价值标准，如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又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因此，每当其他价值一旦与孝道发生冲突，都必然要遭到压抑或牺牲。孟子不但把孝的价值扩大，且把孔子“无违”一义推向极端。孟子说：“父母之不爱我，于我何哉！”父母纵然不爱我，但为人子者，并不能因此而稍减孝心。他把对父母的孝，视为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又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在这里，“为人”和“为子”是同一的，孝子成了人生惟一有意义的角色。此外，“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暗示顺从父母的价值，可以高过“富有天下”。孔子本来只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可能是与“三年之丧”相配而说的，只要在守孝期中，无改父之道，也就可以算是孝子。孟子却更进一步主张：“大孝终身慕父母。”这样使为人子者，除了遵循“父之道”以外，似乎很少再有发展的余地。
除孔、孟之外，在宋以后教育思想上，最具权威的人物是朱熹。他为了推广孔、孟的教育思想，并使它成为士大夫之家训教儿童的张本，特别写了《童蒙须知》一文。该文共五节，对儿童的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等日常生活的细节，莫不有详细的规定。他教导儿童，对“父兄长上”讲话，要“常低声下气”，语气要缓慢。遇到他们“有所教督”的时候，就应当“低首听受，不可妄大议论”；遇到长上有所责难，或是他们犯了过错，做晚辈的“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隐默”。他也教导儿童，走路要端正，不可疾走跳蹦，可是一旦“父母长上”“有所召唤”，为了表示恭顺，则可以例外，“却当疾走而前，不可舒缓。”此外，儿童外出或回家，都必须向长上作揖，就是短时间的，也不可例外。和长辈们在一起吃饭，“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日常和长辈们在一起，必须站在长辈的旁边，而且要“正立拱手”，长者有问，“则必诚实对，言不可妄。”“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凡道路遇长者，必正立拱手，疾趋而揖。”
就《童蒙须知》的内容看，朱熹真可以说是把孔、孟“无违”、”敬长”的垂训，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朱熹所设想的，只是一个理想，即使在士大夫的家庭，实际上对儿童行为的训练，与此理想必仍有一段距离，可是历代的家庭，把圣贤明训，立为儿童教育的标的，则属事实。何况有些圣贤明训，后来曾得到历朝法律力量的支持，订进法律的条文中（详情见下文），就能具有实际的效力了。圣贤们的孝弟思想，再加上法律力量的支持，主要是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把传统的中国人，教导成服从包括父母长上暨其他一切权威的子民。
二、从孝道的制度化来看
中国到秦、汉之际，由于专制政体的出现，为了维护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忠臣”必然被定为最高的价值，这就难免与孔、孟以来逐渐提升到取代一切价值的孝道发生了冲突，惟一能解决这冲突的办法，就是使忠、孝混同。《吕氏春秋》、《礼记》（包括《大学》、《中庸》）、《大戴礼记》等典籍，许多谈到忠、孝的地方，就正反映出以忠、孝混同的方式解决二者之间冲突的过程。
孟子所说的“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虽已将本属道德范围的孝、弟，扩充到政治领域，但从舜为天子，其父瞽瞍杀人这一事件解决的方式来看，他是宁可牺牲君位以保障父权，孝道仍是最高的价值。到了《礼记》的时代，儒家已面临君、父双重权威并存，忠、孝难以两全的困局。为了克服此一困难，只有朝二者混同的方向发展，所以《大学》里就已出现“孝者所以事君也”的观念。此外《礼记·祭义》：“事君不忠非孝也。”《祭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大戴记·曾子主孝》：“孝子善事君。”“事君不忠非孝也。”《吕氏春秋·孝行览》：“人臣孝，则事君忠。”《孝经》中忠、孝混同的思想，实代表这一思想潮流的集大成，其中有许多观念，在前引诸书都可以找到。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形成的文化动因（2）
由于汉代的君臣，了解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的道理，所以提倡家族主义下的孝道，即无异提倡专制主义下的臣道。孝道不但可以维持家族内的和平，同样也可以巩固社会和政治。因此，从汉代开始，就利用政府的力量推行孝道，并为孝子安排特殊的出路。嗣后历代帝王莫不以奖励孝道为政治第一要务。
为了推行孝道的方便，也为了强化忠、孝混合的效果，汉代又提出“三纲”之说，作为伦理教化的纲常。一般都误以为三纲之说始于汉章帝时代的《白虎通义》：“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这观念在东汉以前早就有了，如《吕氏春秋·恃君览》：“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这里已提出二纲。《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这不就是三纲之说吗？不过有人怀疑《忠孝篇》不是韩非的作品，所以时间性很难确定。但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的例子，那就是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是他才正式提出三纲。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也。”董仲舒不但根据他的阴阳哲学，提出了三纲的观念，而且为三纲建立了形而上的根据，也就是说，三纲是天经地义的。《白虎通义》是章帝时儒臣经师们在宫中“白虎观”会议五经异同的记录，所以其中的三纲说，无异是把董子的“私言”化为“公论”。人类学家林顿（Linton。R。），把文化区分为“理想文化”和“实在文化”等。照这个分法，我们可以说，在三纲说成立以前，忠、孝还只是文化的“理想范型”，三纲说化为公论以后，忠、孝已由“理想范型”逐渐进入到“实在范型”，对广大的臣民就能产生实际的规范作用，而成为伦理教化的大本。从这时期开始，精心塑造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