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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不秀逗，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家乡有一位副市长，中午喝酒太多，主持着回忆竟然睡着了。会议进行到下一议程，秘书轻轻叫醒他，副市长懵懵懂懂，说了一句永远载入我们家乡史册的话：“服务员，上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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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是谁？
这个问题问得好傻呀！钱锺书谁不知道？就是《围城》和《管锥篇》的作者啊。可问题出在这个“锺”字上，按照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鍾〃已简化成了〃钟〃字，〃锺〃是一个没有任何依据的错别字。但是在杨绛的新书《我们仨》以及很多报章中，〃钱钟书〃依旧写成〃钱锺书〃，据说这么写是为了尊重钱老本人。但这个理由没有说服力，因为如果真为了尊重钱老的话，他的名字应该都印成繁体――〃錢鍾書〃。
这引出我们今天的话题――繁体字的错用问题。
自上个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以来，简化字在中国内地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繁体字并没有因此而寿终正寝。一方面在港台和海外依然使用繁体字，另一方面在内地人们还是离不开繁体字。事实上，大部分内地的读书人不得不掌握繁简两套汉字系统。为什么说〃不得不〃呢？因为如果不认识繁体字，不但古籍、书法、网页看不懂，很多影视的字幕都会变成天书。许多内地的年轻人，就是因为看了许多部港台影视片和只有繁体字幕的影碟，才慢慢认识繁体字的。
但是由于繁体字已走下神坛，我们从小所受的语文教育中又没有繁体字这项内容，使得不少人在使用繁体字的时候，犯了不少错误，闹出一些笑话。比如一些书法家把“皇后”写成了“皇後”、“青松”写成“青鬆”、“范仲淹”写成“範仲淹”，而不知道“后”、“松”、“范”乃是汉字没简化之前本来就有的字。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出了一套“百年书签”，把“行万里路”的“里”写成了“裏”，殊不知表示距离时“里”才是正字。百年学府尚且如此，一般人就不用说了。于是，才有了“钱锺书”这样不繁不简、不伦不类的错误。
这些错误其实不难避免，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如果你在汉字由简到繁的时候吃不准，使用微软的WORD，进行繁简体转换就可以了，准确率很高。当然，WORD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你把〃岳飞〃转为简体会变成〃帲эw〃，这个〃帲Аㄊ谴淼模蛭怨胖两瘢馕豢菇鹩⑿鄣男帐弦恢毙闯伞ㄔ馈ǎ皇恰◣＇〃。
近年来，关于汉字繁体和简体谁优谁劣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尽管简体字的地位已受到中国法律的明确保护，不可撼动；那些主张繁体字优于简化字的人，似乎是逆潮流而动，无理取闹。但既然学术无禁区，不妨让他们姑妄言之，我们听听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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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语言的变迁（或：二人转怎么啦？）
一位研究艺术的学者朋友，对二人转仰慕已久，他常跟我提起美学家王朝闻评价二人转的那段话：“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然而自从去年游了一趟东北，实地观看了几场二人转之后，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折。用他的话说，〃如今的二人转，洋溢着裤裆气息的笑料上了一道又一道，令人心酸。〃与他同去的另一位学者，更直截了当地把二人转称为〃小丑的艺术〃。
二人转究竟怎么啦？最大的问题出在语言上。建国以后，二人转脱离了“蹦蹦戏”的前身，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逐步登上艺术的大雅之堂。那时人们对二人转有个概括，〃唱的好听，舞的优美，逗的风趣，扮的逼真，绝活精湛〃。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二人转演员和专业编剧。很多人所心仪的二人转优秀剧目，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当时二人转的语言，活泼灵动，但毫不鄙俗，更不会有“脏口粉词”。比如《妙玉思春》这出小戏，贾宝玉喝完茶走后，妙玉捧着宝玉用过的茶杯，芳心乱跳。她有洁癖，不想让朱唇沾到男人的唾液，于是，把玩着茶杯自言自语：“他是从这边喝的？还是从这边喝的？”这时候，后台有个帮腔，大声说：“他是转着圈喝的。”
有时候演员们也会即兴调侃，但点到为止，并不露骨。我看过这么一出《梁祝》，演员演着演着，忽然跳出戏外，聊起天来。一个说：“大哥，我不明白！梁山伯和祝英台同窗三年，咋就没发现她是个女的呢？”另一个答：“那时候人封建呗。”“要搁现在呢？”“要搁现在，用不了仨小时就能分出来。”
二人转语言亲切质朴，特别贴近观众。像梁祝的故事，本来发生在江南，但在二人转中，地点却挪到了东北。十八相送，祝英台唱：“粱兄啊，你看那――通红的高梁长得高，金黄的大豆开口笑。”二人转的唱词也有很多讲究，像“实惠磕”，专唱一些大实话；“扎心段”能把观众的眼泪给唱出来。
然而，近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和艺术环境的变迁，二人转在民间走上了一条荆棘路。许多演员原属于地方文艺团体，院团转制后失去依靠，只好到市场中摸爬滚打。风云淡了，风月浓了，一些观众的口味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二人转跟诗歌一样开始转战“下半身”。对此，有位演员说了句交心的话：“大哥，咱也不想说这个，可兜里就剩五毛了！”
为了让二人转摆脱庸俗路线，重返大雅之堂，这些年有识之士们没少忙活。前有小品演员摇旗呐喊，后有文化部门严查监听。但不管怎么努力，在如今这个手机黄段子满天飞的e时代，二人转重现辉煌，显然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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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狗变成“犬只”
大概在十年前，“犬只”这个词从港台来到内地，开始进入报章和文件。从构词法上讲，单字名词加上一个量词，构成一个双音节词，在汉语中并不鲜见。“人口”、“马匹”、“车辆”、“船只”的叫法早已有之，所以说，“犬只”、“鸡只”的说法也可以成立。
犬只，就是狗，但很多场合，为什么不用“狗”呢？“狗”和“犬只”各在什么语境下使用，又有哪些微妙的差别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在古代，犬和狗是有区别的，《说文解字》中说，大者为犬，小者为狗。在现代汉语里，两者意义完全一样，但是“犬”一般用作书面语，“狗”更口语化。
但“犬只”和“狗”就不一样，别小看这书面语和口语、单音词和双音词的一字之差，两者应用完全不同。
“狗”是我们生活中见到的那个活蹦乱跳的动物，当我们说这个词的时候，一般都带着感情。“狗不嫌家贫”，这是赞誉；“狗娘养的”，这是咒骂。而“犬只”则是一个抽象的畜类，人们说起这个词的时候，不搀杂丝毫的感情。请看这条地方法规：“未经批准擅自养犬的，由犬类主管部门没收或者捕杀犬只。”再看这则新闻标题：“广东狂犬病疫情回升，所有疫区犬只就地捕杀。”
在政府文件中，为什么管“狗”叫“犬只”？这是因为双音词用在句子中，读起来比较齐整、正式、庄重。用句时髦的话，是为了“宏大叙事”的需要。文件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描红绣花，当然要不苟言笑、一本正经。而用单音节的“狗”就不行，不信？我们把上面的法规换种说法：“未经批准擅自养狗的，由狗主管部门没收或者捕杀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象话啊？至于新闻机构，作为“喉舌”，当然也要套用官方说法。
现在你知道两者的区别了。当你的“狗”被人称作“犬只”的时候，意味着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一、你该交钱给它办“户口”了；二、它的大限到了。
我办公室不远就是杭州市“打狗办”的所在地，当然，“打狗办”是民间的不规范叫法，它有个正式的名称，太长，老百姓记不住。有一段时间，每天夜里“打狗办”那边都传来狗哭狼嚎的声音。我知道，是那些主人无力赎回的无证“犬只”被执法了。
几个月前，有同事送给我一条小狗，我养了三、四天，跟它也渐渐有了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