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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乾的再次出现其实完全可以避免，假如我不去“隆家”，假如他不去“隆家”，假如我们不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去“隆家”。只是这样的“假如”都没有发生，倒是在层层货架之间，有人远远地站在那边看过来，胸前一道白色纱布，晃眼得很。他理着干净的短发，眉宇锁起来看着我，像是犹豫不决，像是被直插头颅的钉子定住，也不说话，不打招呼，看我将各种各样的零食、画笔、纸巾、洗发水撸进购物车，从身边走过。我们像是两张完全不搭界的图画，面对面地擦移过，然后再次定住。我转过身去，呆呆地看着他，他也转过身来看
我，眉头突然舒展开，咧开嘴，半晌才发出声来：“眉。”
面前的这个男人左臂上裹着石膏，斜挂在圈绕脖子的绷带里。他的皮肤还是一如既往地黝黑，鼻梁很直，在中段有一块凸骨，嘴角呈菱角形，笑起来在脸颊处会有褶皱，很男人的褶皱。我们握着购物车把手的手心里不约而同地有了汗，它们润滑在手掌和塑料把手间，不自觉地让手掌来回圈动，谁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单眼皮，不大不小，常常和紧锁的眉头一起成为这张脸的特色，只是里面闪现出的全是不定的神色。这种飘忽不定是流浪者才会有的无拘束，他们的模样往往很招人，看你一眼又会显出命煞的认真。我在记忆里竭力搜索有这么双眼睛的人：周乾。
三年前，他站在安福路空大房子的门口，一脸憔悴和茫然。
周乾随我一起回农舍的那条路似乎显得特别漫长，我们谁都不开口说话，笔直地注视着前方。他残好的右臂上挂满了塑料袋，肌肉饱满地显现出来，像一座又一座山丘，纹路里渗着细小的汗水。走了很久，他的眉头不自然地抽动一下，然后侧过脸看我，再四顾热带的田野。我的嘴唇似乎干燥地粘牢在一起，好不容易撕扯开一道口子，说：“我们似乎有三年没见了。”
他转过头去看田里忙碌的斗笠，突然不自然地笑问起来：“你怎么会在这里？”这话像是问空气里的人，又像是直奔我而来。
田里有农忙的女人听到笑声，停下手里的活，抬起斗笠看一眼健壮且英俊只是断了条胳膊的男人，唱起海岛苗族特有的情歌，声音婉转且动听。周乾似乎和她们很熟，他侧过身子，调笑道：“阿妹好！”这声响像是风穿过芭蕉叶的身体，搔挠着田里的每一个年轻女人。可就在看到田里的姑娘们快要从口袋里掏出什么的时候，又突然用裹着石膏的左手费力地拨一下我的右肩，说：“快跑。”然后像一只成年欢快的兔子一路跑出去，我愣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不知所措。
这个时候，田里原本可望不可及的姑娘突然跃上田埂，手里缠绕着几枚牵线槟榔一路跟跑过去，我听见周乾手里繁多的塑料袋相互摩擦发出细碎的声响，还有年轻姑娘嬉笑的追赶声。田地里的火龙果花刚刚开出骨朵，亮着最鲜艳的颜色，四处摆动。我跟不上他们嬉快的步伐，只能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前进。不一会儿，迎面走回来嬉笑推攘着的年轻姑娘，她们似乎并没有追到周乾，可也不气恼，依旧脸若桃花般地回到田里，将眼睛藏在斗笠底下继续干活。
风带着海水的咸味越过亚龙湾一路吹来，它停留在我的脸颊上，将一幅又一幅可以变作画的场景定格，这样的调情，对于周乾而言，驾轻就熟。我似乎一时记不得了，三年前的他是个那般风流的男人。
他从路边的三角梅花丛里钻出来，轻佻地冲我笑，也不继续刚才的对话。我开始竭力回忆当年我们是如何就不再联络了：仿佛是突然有一天他就抽离身体，完全隔绝在我的生活之外。可我又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从第一天认识他开始，就这么觉得。
回到小别墅的时候，底楼房东家很热闹，原来是他那常年守在麒麟岛上的大哥回海岛来采购淡水和生活用品，顺便同亲人小聚一面。那男人精瘦黝黑，抽一管水烟，坐在底楼的门槛上，等侄子将十个塑料水桶灌满。他是这一带人尽皆知的麒麟岛“岛主”，听熟识房东家的村民说，为了陪伴葬在孤岛上的妻子，十五年来他没有一个夜晚离开过海那边的孤岛。而他们说麒麟岛上应该就有我要找的那种开满金黄色小花、伸展着金色鞭子般枝条的秋麒麟草，一整片地生长。
这是我到海岛后，第一次见到这个奇怪的男人。他肃着脸用土话问侄子：“他们是谁？”可侄子没有搭理他，我也没有，倒是周乾举着已经开裂了的石膏手向他示意，而后耸耸肩若无其事地跟我上楼。没过一会儿，楼下房东的两个儿子便挑着十桶淡水和一些生活必需品随伯父去岸边，男人打着赤脚，在柔软的土地上留下并不清晰的脚印。
有人管他叫情种，在海岛上说到爱情总有那般不自然的暧昧。
洗完澡还来不及擦干身体，屋子里的电话便开始颤抖身体，拼命嘶叫，我粗略地用浴巾包裹了身体，拉开浴帘，却发现周乾就靠在敞开着的浴室门抽着烟。他吐出的烟圈在蒸气里变作一团团白色云雾，一直升到隔热板。我瞥了他一眼，径自走去卧室接电话。是罗慢，他在电话那头说想我，想我过去。
“我的身体有些不方便。”我迟疑了一下，回道。可就在这个时候，浴室里传来周乾故意的大叫：“亲爱的，快来帮我洗澡！”我能想象他靠在门框上抬头大叫的模样，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像三年前睡在身边对着手机亲吻那样。
我只能潦草地挂上电话，不理会罗慢的猜忌，然后从衣橱里取出惯穿的衬衣，光着身体套上。周乾从浴室里走出来，看我一眼，尔后不经意地随手从地板上捡起一团废纸，掐掉烟头，又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可电话又响了，我伸出一只手去捂住周乾的嘴，另一只手接电话，“我有些累了，今天不想过去。”我对电话那头操生硬中文的罗慢说。
周乾伸出舌头开始舔我的手心，一下，两下，紧紧锁住眉头，用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不想看这样的眼神，完全转过身去，背着他，手掌用了蛮劲狠狠地按牢他的嘴巴。
“罗慢，过几天我再去你那儿吧。”我的语气里有不自然的央求。电话那头的罗慢并不表示异意，他略微地询问了几句关切的话，然后用‘take care’收线。
我舒了口气，放下捂在周乾嘴上的那只手。它已经被温热的舌苔舔得湿漉漉，我皱起眉头在他的汗衫上来回摩擦掌心，去掉口水。可他却突然伸出右手来，抓住我的手腕，放到唇下轻轻点击：“眉，你怎么会在这里？刚才打电话来的是郁吗？”他看着我，不急不缓地问道。
这是在海岛上第一次有人向我提起郁。我觉到胸口有抽搐的跳动，强而有力的节奏感。我抽掉在周乾手心里的手：“不是郁，郁死了。”
第二章 九月生的孩子（1）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生命里第一个意识的场景：
一个穿开裆裤露出两瓣粉红色屁股的小男孩在我的视线里四处乱窜，他东跑西跑，虽然磕磕碰碰的，可嘴里还在自顾自地叫着，快乐得不得了。跑累了，他就站到床边，转动着眼珠子将脸靠过来，然后伸出肉嘟嘟的手指捏我的脸蛋，再蹒跚地跑开。等他跑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面拨浪鼓，来回摇动，他踉踉跄跄地叫道：“妹——妹！”
懂得认人叫人后，我知道这个小男孩叫郁，他是我的哥哥。
我的家在闹中取静的安福路中段，独立的一幢小洋房里，一共两层，楼下的客厅很大。院子里是父亲种的君子兰，它们孤独地挺着腰肢在季节适当的时候冒出新鲜的花骨朵，一副姿然清肃的模样。院子的地面是老上海惯有的水门汀，几十年前用正宗飘洋过海而来的水泥铺成，不会开裂，刷得平平整整，在边角落里有一排挺括的洋文，是原来房子主人的名字。解放后房子划归国家所有，上下楼隔层分给了刚从部队退下来的两个南下干部：一个是我的祖父，另一个便是我的外祖父。
我只从相片上见过老人的模样，慈祥的，舒服地靠在躺椅上，面对面地看书。他们的头顶上悬着北方人最喜欢的鸟笼，里面有一只青瓷的小水盅，场景很闲适，有那个年代的朴素和温和。照片里的院子和现在没什么两样，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