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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们则全部落选。
当选举结果宣布的时候，董滩村长久的响起了喜庆的鞭炮声。
新当选的村干部激动地发表当选感言：感谢姚代表，感谢各级领导。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我们董滩村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公正的选举。
关于这次选举，竹根滩镇政府向上级递交了一份充满溢美之词的总结报告，但其中，只字未提市人大代表姚立法所起的积极作用：
我镇董滩村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在市人大法工委赵主任和市民政局王局长、戴科长等领导的亲临指导下，成立了以党委副书记郭杰同志牵头、镇政府副镇长田龙同志具体负责，有组织、信访、劳动人事、民政、公安派出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村委选举工作指导组，从4月6日开始进驻董滩村，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有序进行操作，于5月5日正式选举成功。
经过艰难的抗争，董滩村终于如愿选出了自己满意的村官。
两个月后，村民对前来采访的某南方媒体记者说：最大的变化是去年的这时，夏征已经开始了，村里鸡飞狗跳，人人自危，但是今年就安静祥和多了。姚立法则对记者总结了自己的“董滩经验”：
一、农村是迫切需要民主的。因为民主对于农民来说不是玄妙的理论，而是争取切身利益的手段。借口农民“素质低”，不肯将村民自治的权力实实在在的赋予他们，是错误和荒谬的。
二、民主的细节比民主的口号更重要。村委会直选、村民自治的宣传不能流于形式。应当让村民们掌握选举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操作方法，是选举利器牢牢的掌握在村民的手中。
三、对村民自治，外界有必要引导，但是不能包办。农村里有很多优秀的、有能力的村民，能够领导大家实现村民自治。应当鼓励、发动广大村民自己去实现村民自治的理想。
四、农民通过推选候选人、填写选票的行为，逐步学会了少数服从多数、有事共同商量的办事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选村干部是克服愚昧无知、进行民主训练的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实现自治后的村民，把一个村的事情管理好了，逐步就会管理好一个镇、一个县的事情，直到学会管理好一个市、一个省，乃至整个国家。这将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意义深远的一件事情。
此后，很多董滩村民成了姚立法家的常客。如果进城了，就像走亲戚一样，村民们总也忘不了去姚代表家坐坐，带些时鲜的蔬菜给姚代表尝尝，还经常留在姚家吃顿饭、喝点小酒。
不仅与城里的教师、下岗工人和小商小贩们交朋友，姚立法也赢得了这些乡下农民坚定不移的友谊。
多年后，当已经离开人大代表岗位的姚立法陪同我前往董滩村采访的时候，村民老大远就打招呼“姚代表，来了？”
我说：“他已经不是人大代表了，你们还这么称呼？”村民回答说：“习惯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人大代表。”
“一个好的人大代表。”旁边一个村民大声说。
《南风窗》冲击波
自从当选为人大代表后，姚立法大胆直言，默默行事，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出名，出大名。
2001年7月1日，《南风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隆重推出记者陈初越采写的长篇报道《为人民呐喊——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参政传奇》，全景式展现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为董滩村农民、穷苦百姓和选民的利益奔走呼号、不畏权贵的参政故事。
《南风窗》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政经类杂志之一，在杂志每一页的左上方，都醒目的标着这样一行字“一份有责任感的杂志”。
在这期杂志上，同时刊发的报道还有《沈阳腐败窝案浮出水面》，说的是震惊中国的沈阳市长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东的腐败问题；《神化的王志东和坚硬的新浪》，报道轰动IT界的CEO王志东从新浪出局的重大新闻事件；《港人西进》，探讨香港企业界到中国西部发展业务，政府能否为履行合约提供法律保障的问题。
这三篇报道所涉及的新闻事件，在当年都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几乎占据了中国大多数政经类平面媒体的重要版面。但是，《南风窗》却将最重要的版面留给了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一个读者从来没有听说过、来自小地方、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在两万多字的报道篇幅后，《南风窗》还刊发了激情澎湃的记者手记《关于政治家的期待》。
记者以前从未见识过象姚立法这样一位“狂热”的人民代表。
某些人大代表给人的印象只是在“握手、拍手、举手”，而且只是“会议上的代表”。但姚立法当选两年多来，却是在不断地视察、不断地调查、不断地建议。他用得更多的是他的脚，他的口，他的笔和他的心。他的思想和行动不是关于某种仪式、某种礼节，而是关于广大的生活的真实。所以他发现了这么多缺陷和苦恼，触及了这么多的伤疤和疼痛。
这个雷厉风行、言辞犀利的人，不间歇地穿梭在潜江的学校、政府、街区、乡村。他的身影和言论不免使一些官员感到不适与害怕。他是在努力，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的一切权力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他是记者见到的唯一一个每年定期向每位选民亲自交上文字述职报告的人大代表。作为向选民汇报的日常方式，他还在居住的潜江电大院内的告示栏上，将他的各种调查、建议案和政府的相关回复进行公布——这些告示经常被人授意撕掉，他就索性自己准备了一个大牌子张贴，然后在选区内巡回展示。他这种近乎“原始”的宣传方式却赢得了选民们热烈的支持和尊重。
他的家并不宽敞。他却腾出一间屋子作为工作室，里面堆满了他这些年自费订阅的人大工作类刊物、政府文件、选民们写给他的信。在这里，他编录了不下数十种关于选举、关于村民自治的材料，自费印刷后，散发给有需要的选民和村民。在董滩，记者看到，这些薄薄的材料被农民们珍藏在箱子里。
他的行事作风是不讲情面、穷追猛打。他看来不属于鲁迅所说的那种“容易健忘的中国人”。有关部门数年前的错误，只要没有得到完全的纠正，他就要不断地反映、追究，并在一年一度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来鞭打、诘问，或将之放到公众视野里去让大家评判。他的字典里好像没有“姑息”这个字。他好像从来不懂种种势力平衡、利益交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类微妙然而腐朽的官场原则。
他对《宪法》和《代表法》《选举法》《村民组织法》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就像它们是自己身体和血液的一部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一些人，只是可以不假思索地流利背诵的两个判断句，对于他，却意味着一切认识的核心和血管里的力量。这种近乎单纯的态度，却往往能撕破种种复杂的假像，把握所有问题的重心。
2001年这个夏天，记者和他相处的时日里，无论在街头，或是小饭馆里，常见市民热情招呼“姚代表”，并径直前来陈述生活里遭遇的不公；和他一道赴当地农村采访，村民们听说是“姚代表”来了，纷纷捧上鸡蛋羹以待；和他一道乘坐出租车，一些司机无论如何不肯收“姚代表”的钱。记者深深感到了人民对他们推举出来的代表的真切拥护、爱戴。姚立法以他的实践，使“代表”这两个字，在潜江重新成为包含着亲切、爱戴和巨大力量感的称谓。
那么，中国会有多少像姚立法这样的人？
记者这么问姚立法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像我这样的人，很多。
关键是，很多这样的人还没有被选入人大，还没有被选入政府，没有机会向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去展示他们的无私、正直和敏锐。所以，我们不妨对选举制度的设计抱以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使它更准确、更诚实，减少“遗珠之憾”。并且，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不能再将人大代表的头衔仅仅视为某种荣誉的慷慨赠予，而应使之成为巨大责任感的载体，把它赋予有着宽广政治视野和强烈社会良知的人。
不仅如此。促成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应当说，不仅是政府和政党的责任，更是每个选民的责任。所谓选民，就是人民，就是在投票箱前对政治之美恶妍媸做出终极评价的人民。每个选民都可以决定手中神圣一票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