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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弗如。
腐败不断出现“新动向”。腐败分子由“跑单帮”向团伙发展，贪贿金额由少到巨，贪官的级别由低到高，贪官年龄由“59现象”向“年轻化”发展，由个人作案向家族方向推进，权钱交易携带权色交易，权钱交易也由“现货”向“期货”转移，更有将赃款转移境外，家属和贪官随时准备外逃……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斗争从侧重遏制（治标）转到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方面。江泽民同志说：“治标和治本，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治标可以把腐败分子的猖狂活动抑制下去，为治本制造前提。治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前些年，由于腐败现象呈现发展蔓延的趋势，我们在抓治本的同时，采取治标方面的措施更多一些，这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反腐败斗争应该逐渐加大治本的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ZW（〗2000年12月江泽民同志：《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ZW）〗
过去是注重打，现在是强调防。打是事后的，腐败已经发生，不打不行。防是事前的，就是治本，是堵源头。防的办法就是用一整套有效的规章制度，管住各级官员，不给腐败以可乘之机，铲除发生腐败的土壤。对各级官员的管理，从事后查处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江泽民同志说这叫“将监督的关口前移。”〖ZW（〗2002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讲话》。〖ZW）〗只有关口前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在中游和下游设闸，是堵不住腐败浊流的；只有到上游和源头去整治，同时注意用制度治理河流流经的河道，才能由浊变清。
反腐败斗争向制度化、法制化推进，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明确起来。
中共十六大以前，中央历来的提法是“反对腐败”，十六大则提出“反对和防止腐败”。这是个战略性的变化，即从侧重“打”到“打”与“防”并重。即从侧重治标转化为标本兼治的同时，加大“制度防腐”的力量。
党的十六大以前，说反腐败是一场“严重政治斗争”。十六大则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同“斗争”相比，“任务”的内涵要广，层次也更高，上升到党的建设的高度。
十六大以前，谈党的建设，通常指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自十六大起，增加了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从“三大建设”变为“五大建设”。其中包括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反对和防止腐败的经验。
在反对和预防腐败的斗争中，人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双规”。
这是在查处腐败案件时，一种特殊的组织措施和调查手段。也有人称为“两规”和“两指”，即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的人在规定（或指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涉及的调查事项向办案人员作出解释和说明。
“双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产生的背景是：执政不久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腐败现象的蔓延，看到担当查处腐败案件的纪检监察机关，其手段只有一支笔（记录），一张嘴（询问），没有公安部门的拘留权和司法部门的审问权，因而在与腐败分子的交锋中，往往面临尴尬的境地，致使一些能够突破的大案要案活生生煮成夹生案。一些本该绳之以法的腐败分子，办案人员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之夭夭”。于是，“两规”（两指）应运而生。
之后，“双规”成为突破大案要案，特别是疑难案件的有效手段。
使用“双规”有严格的规定。
被“双规”的对象，只能是被掌握了一些确凿证据、已具备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条件的人员。必须经有一定级别的纪检监察机关批准才使用，只能在案件的调查阶段使用，使用的时限、地点都有具体的规定。有关这些规定，中央纪委和监察部都相继出台了四个规范性文件。
有人认为“两规”是变相拘留，这是误解。在“两规”期间，被调查的对象原来手中握有的权力只是暂时中止，但其政治权力不受限制。例如，广州市一国企总经理在“双规”期间被选为人大代表。
“双规”作为特殊的组织措施和调查手段，在打击腐败方面发挥了巨大威力，功不可没。许许多多的腐败分子都是在“双规”期间交代犯罪事实的。被“双规”的腐败干部嫌疑人，他们都清楚自己的“狐狸尾巴”已经被抓住，因为这一点是“双规”的前提，所以这首先打破了他们的侥幸心理，促使他们交代问题。同时停止了他们手中原有的权力，他们也就没有了保护伞，知情人也就去掉了顾虑，敢于大胆揭发控告，其同伙也失去了保护而惶惶不可终日。
“双规”切断了腐败分子与外界的联系，使他们成了“瞎子”“聋子”。自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问题上东窗事发？到底组织上掌握了什么问题也不清楚，即使以前订立的攻守同盟再严密也无济于事，只能疑神疑鬼，心理防线没有不崩溃的。1995年，河南省财政厅一个实权处长因收受两台空调电器被人举报，被“双规”后，这个处长交代了一卡车受贿的物品，还没有涉及那受贿的两台空调。所以办案人员可利用“双规”的条件牵滕摸瓜，挖出举报问题背后更大的问题。
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人身自由的不可侵犯性，“双规”和宪法相抵触吗？
这个问题不好用是和否来简单回答。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双规”是特定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如果不是果断地使用它，许多腐败案件难以突破。“双规”是对现行司法体制拾遗补阙的过渡办法，是两种体制转轨时期对付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的现实选择。现阶段，它的正面效应明显大于负面效应。
我们经常讲一切从国情出发，不能超越特定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双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也具有“中国特色”。在这方面，寄托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司法体制更加完善，使突破腐败案件有更加有效的手段，尽快让“双规”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加快了“制度反腐的步伐”。
在讨论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同时，开始了巡视制度的试点。党的十六大选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表示，争取用几年的时间，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巡视制度。中央打算用4年左右的时间，把31个省区市巡视一遍。各省、市、自治区也相应成立巡视组，对地、市、县分批巡视。
巡视是一项重要的监督行动，巡视的主要内容是：贯彻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情况；廉政党风建设的情况。工作方式包括听汇报、谈话、调研、列席会议、查阅会议记录等。巡视组不干预被巡视地方和单位的工作，不具体办案，对重大问题不随便表态，只对中央负责、对省委负责。把掌握的情况如实向中央、省委汇报，有点类似古代的“观风使”和“巡察御使”。
同时，纪律检查体制的改革也在加紧试行，逐步推广。
目前所查出的领导干部“一把手”的大案要案，几乎没有一件同级领导成员主动检举的，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纪委主动举报的，“事前没有监督，事中难以监督，事后不是监督”这样的俚语，反映出纪委监督体制存在的弊端。
主要问题是各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既受上级纪委领导，又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在同级党委内，下级难以监督上级。针对这一弊病，改革的思路是将纪检机关由“双重领导”改为由上级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不再受同级党委领导。
与此同时，各部委、各省市也加快了“制度治腐”的步伐。在群众中反响很大的有公安部发出的“五条禁令”，约束全国民警。五条禁令发布后仅一个月，全国公安机关即发现违禁案件43起，当事人无一不受到查处，其中辞退26人，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五条禁令形成一道红色高压线，对端正警风、维护公安形象，起了警示作用。还有一些地方开始的“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试行，也体现出标本兼治，更侧重于治本。
十六大之后，在侧重治本的同时，治标的力量也在加大。中央纪委、监察部每年都严肃查处了一批省部级干部，地方各级纪监察机关查处了一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