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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的声训论有两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自觉的语源研究的意识和方法上的系统性。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他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和《积微居小学述林》这两本论文集中。他在《述林》的自序中说：“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少年时代留学日本，学外国文字，知道他们有所谓语源学。偶然翻检他们的大字典，每一个字，语源都说得明明白白，心窃羡之，因此我后来治文字学，尽量地寻找语源。往年在清华学报发表文字学的论文，常常标题为语源学，在这以前，语源学这个名词是很少看见的。”他根据etymology的精神，以汉语形声字的“声”为线索，进行语源的研究。为什么形声字可以成为汉语语源学的研究线索？那是由于“盖文字根于言语，言语记于声音，言语在文字之先，文字第是语言之徽号。以我国文字言之，形声字居全字数十分之九，谓形声字义但寓于形而不在声，是直谓中国文字离语言而独立也。其理论之不可通，固灼灼然矣”（见《论丛》第38页）。这些论述是有道理的，因为以形声字为基础的汉字书写系统完全适合汉语这种语义型语言（徐通锵，1994c）的结构原理。杨树达的声训论的另一个特点是系统性，“予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见《论丛·自序》）。他根据这种方法把相关的字系联起来，“得以声联义之例证数百事”（《论丛》，40），对它们作出语源性的解释。文中诸如“声声字多含曲义”、“燕声声字多含白义”等都是这方面的很好分析，并由此得出重要的结论：“观上方九例，吾国语言义逐声生之故，学者可以豁然明白矣。字义既缘声而生，则凡同义之字或义近之字，析其声类，往往得相同或相近之义，亦自然之结果也”（《论丛》49）。杨树达认为他的循声探源的研究“皆语言之根柢，欧洲人谓之etymology，所谓语源学也。盖语根既明，则由根及干，由干以及枝叶，纲举而万目张，领挚而全裘振，于是训诂之学可以得一统宗”“由余上方之所讨论，知吾祖先文字之制作实有极精之条贯存于其间。惟吾人漫不经心，此中条贯尘翳数千年，不曾显见于吾辈之目前……若吾人将此中条贯理会明白，使国人知祖宗制作之精，将油然生其爱国之心”（见《论丛》51页）。杨树达自己身体力行，把这一原则贯彻于研究工作的始终，写出了诸如《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造字时有通借证》《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例证》和《释×》等一系列语源性的考释文章，为汉语的语源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声训所以能解决汉语的语源问题，主要就在于“名之于实，各有义类”，同一个“声”表示同一个义类，呈现出“同声多同义”的系统性结构。杨树达的声训论抓住了这一关键性的“纲”，因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与杨树达同时，自觉地进行汉语语源研究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沈兼士的“右文”说。汉语的形声字一般都是“形”在左，主义；“声”在右，主声，“右文”说就是通过形声字的“声”去求解意义，说明音与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据性的联系。这种学说肇始于北宋，盛行于清朝的乾嘉时期，历经近千年，不仅没有泯灭，而且还得到了发展，说明它在汉语语源研究中确有重要的地位。乾嘉以后，讨论“右文”说的学者很多，如黄承吉的《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刘师培的《字义起于字音说》，等等，都是“右文”说的具体实践。这些论述的核心意思就是“同声多同义”，但语源的认识不大明确，思路也不够清楚。客观研究的需要呼唤着新的理论，沈兼士（1933）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就是一篇为适应这种需要而诞生的论文。他具体地分析了“右文”说的历史发展，总结前贤的成就和弱点，而后提出“右文”的七种结构格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语源的讨论。“语根者，最初表示概念之音，为语言形式之基础”。他认为历史上研究语根的著作主要有《说文》《方言》和《释名》，但“其材料均有缺点”：《说文》拘泥于字形义，如“初”据字形从衣从刀而训为“裁衣之始”，这“祗是据形立义，假定古人造此字时所以取象之由耳。若云《说文》之训释，即语言之本根，言语之初，含义本当如此，则差以毫厘，缪以千里矣”；《方言》虽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以“通语”释“转语”，能“说明语言变衍之现象，较《尔雅》为具体，似亦甚凌乱”；至于《释名》，由于它“任取一字之音，傅会说明一音近字之义，则事有出于偶合，而难期于必然”。沈兼士由此认为，“如欲探求中国之语根，不得不别寻一途径。其途径为何？余谓即‘右文’是也”（169—170）。文章的材料丰富，分析具体，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认为“‘右文’之说，与谓字学，宁称语学”（魏建功）；“您在这篇著作里搜集材料之丰富，与用心之精密，自使我非常的佩服，尤其是您拿字作音符看，然后再用它来求音与义间的关系，不为许君的因形取义所累，这是先生的卓见，也就是右文对于古代语言上的一大贡献”（李方桂）；“盖此文将启后人研究汉语语根之源而为语源学打定一基础”（林语堂）；“弟觉字得义于声，故义近之字，析其声类，往往亦相近，竟是一通则，拙稿亦颇详言之”（杨树达）；“大作宗旨及方法皆极精确，实获我心。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但中国固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陈寅恪。上述引文均见沈兼士，1933，174183）。这些评价，沈文是当之无愧的。《推阐》一文确是汉语语源研究中一篇不可多得的论著。
杨树达的声训论，沈兼士的“右文”说，共同的特点都是以声符的“声”为线索进行汉语语源的研究；碰到异符同声的“声”则用对转、旁转之类的原则加以系联解决。声符的“符”是后来产生的，比其所表示的语根要晚，以此为据来研究汉语的语源自然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能提示语源的最早的、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项宝贵材料，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历史比较法虽然能研究史前时期的语言状态，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书面材料或其他材料的佐证，拟测出来的语言可能与实际的语言状态风马牛不相及，张三与李四的拟测也会是一人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