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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则如与语言事实有矛盾，那就得根据语言事实作出相应的结论。王力的意见经不起古今汉语的诗韵的检验，因而难以成立。如果没有新的强有力材料的支持，韵尾系统的拟测还是以维持高本汉的体系为宜。
韵腹中元音系统的拟测是重建上古音系的重头戏。高本汉以清儒的研究为基础，把上古韵分为26部。切韵音分开合二“口”，每“口”各分四“等”，高本汉认为上古音的结构格局和此一样，一等的元音为开口度较小的，二等为开口度较大的a，三等有一个辅音性的介音i，四等有一个元音性的介音i。中古同摄各等的韵的主要元音不同，相互不能押韵，而上古同韵部的字可以押韵，因而推断同部各等的主要元音和韵尾应该相同或相近，大体上参照中古一、二等韵的主要元音的音值拟测上古各部的主要元音，其采用的方法和标准是：如果有线索说明几个中古韵母是上古一个韵部在不同条件下演变的结果，就适当归并，如果没有发现这样的线索，就假定它们在上古仍有区别；拟测出来的结果要既能解释诗韵和谐声的材料，又能对上古到中古的演变作出合乎音理的说明。中国的学者如李方桂、董同等基本接受高本汉的研究途径，但对他的结论不全苟同，因而又引起了古音研究的一场大辩论。
首先对高本汉的拟测结果发难的是李方桂。1931年，李方桂发表了《切韵的来源》，就高本汉拟测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讨论。李认为切韵的来自上古的和；的分化条件是：在韵尾n；t；ng；k前，切韵的时代仍保持，在m，p；i；u前，如没有介音i，到切韵时就变成。这一发现说明了高本汉过去未能说清楚的中古一些重韵的来源。高本汉同意李方桂关于从到的解释，并说他在李文发表前不久，在《藏语和汉语》一文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对如此复杂的拟测问题达到一致的结果，真是令人高兴”。对李方桂的其他观点，高本汉大多表示反对。双方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对同部各等的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的判断和理解。“相近”本来就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只能根据相应的书面文献材料作出尽可能确切的解释。李方桂就高本汉不同意《切韵的来源》的某些观点又于1932年发表了《东冬屋沃之上古音》，认为根据谐声和诗韵，东钟与冬东三不混，鉴于前者常与江（ng）押韵，因而可拟东为ong，钟为iong；又鉴于诗韵中o不与u混，因而拟冬为ung，东三为iung，高本汉把四个韵类的元音都拟测为o，解释不了诗韵和谐声的分而不混的现象。同样，李方桂发现屋烛不与沃屋三混，因而拟屋为ok，烛为iok，沃为uk，屋三为iuk。后来高本汉可能发觉自己的疏漏，在《汉语的字族》中对这些音作了区分，不过仍假定u，ü音响上接近而能互相押韵。李方桂于1935年又在ArchaicChineseiwng；iwkandiw一文中对高本汉提出了批评，指出音响上接近要有足够的材料证明，诗韵中有很多与o通押的例子，而没有与高本汉的u；ü通押的例子。这些讨论说明，对于“相近”的理解可以因人而异，李方桂重视诗韵的用韵规律，应该说是合理的。这次古音研究的大讨论比第一次讨论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它已不是译音的对勘，而是诗韵、谐声和内部拟测法相结合的原则；不是歌戈等读a的音类的音值拟测，而是涉及音系内部的结构和演变的规律。这些都预示汉语上古音的研究已逐步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以切韵音系同摄异等各韵主要元音的“分”为基础去认识上古同部异等各韵元音的“合”，只能求助于“相近”的原则，以便解释从“合”到“分”的演变。用什么标准去衡量“相近”？由于不同学者的认识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元音系统的拟测。高本汉拟测的上古音有15个元音，董同的更多，有20个。这么多的元音既不利于诗韵和汉字谐声的解释，也得不到语言普遍特征的支持。特鲁别茨科依在《音位学原理》一书中分析了百来种语言的元音系统，元音的数目少的只有3个（i；；a），最多的也只有9个、10个。高、董的元音系统显然过于复杂，王力（1957，86，84）曾对此进行过批评，认为高本汉“把上古韵部拟得比《广韵》的206部更加复杂，那完全是主观的一套”。他根据“同类的韵部由于主要元音相同，可以互相通转”的谐声原则，简化了元音系统，认为上古的主要元音只有6个：；e；a；o；；u。李方桂的更简单，只有四个：i；u；；a；周法高后来又进一步简化为3个：a；；e。简化了的元音系统显然有助于诗韵的解释。王力（1982）不仅根据他的元音系统解释诗韵，而且还用来解释对转、旁转、旁对转、通转等现象。李方桂（1968，27—28）还具体地指出，按照高本汉的拟测，e能与ě押韵，，ａ，通押；；ǔ通押，等等，“绝不会有这样不自然的韵。偶尔合韵倒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韵部的区分相当严格，不应当有这么不同的元音在相同的韵部里头”，并进一步断言，“上古同一韵部的字一定只有一种主要元音”。这些研究固然比高本汉前进了一步，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除李方桂的拟测外，王力、周法高的拟测不符合音系的非线性结构原则，前元音过于贫乏，而且前后元音之间的结构不对称，经不起语言普遍特征和现实方言的音变原理的验证。其次，李、周的元音系统的“简”是以介音系统和韵尾系统的“繁”和“杂”为条件的，这不符合汉语音系结构的原则。李荣（1984，4）在批评李方桂的圆唇舌根音韵尾时说：“我倒认为如果元音系统略加一两个元音，或许能绕开舌根塞音韵尾分成圆唇不圆唇的困难。”这一论断是很有道理的。
就总体的情况来看，上古音系的研究由于受条件的限制，办法不是很多，只能依赖于切韵音系的研究。应该承认，这是一条重要而必要的途径，可以成为从现代方言迈向上古音系的一个台阶，但现在的问题是“依赖”过多，往往依照切韵音系的结构面貌来重建上古音系，所谓开合口和四等的划分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具体表现。李方桂（1968，21）已经指出切韵的合口韵是后来产生的，不是先秦时期固有的结构。李荣（1984，4）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只是对成因的认识与李方桂有异。“等”要到隋唐的时期才形成，把四个等的结构套到上古去，恐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情况都说明，上古音系的研究除了求助于切韵的阶梯以外，还应该寻找别的有效的途径。现在提出的办法有：根据语音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稳固性的对立统一原理，用现实方言的音变机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内部拟测法的运用应该充分考虑音系的非线性结构的性质；参照如白语那种与汉语关系异常密切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徐通锵，1994a，1996a、b）改进上古音的研究。这些补充的办法还有待于挖掘、补正和完善。至于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尚需时日，有待于各语言的历史演变的研究。
四、方法论的差异和汉语语源研究的两种途径
语源的研究是历史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许可以说，它是历史语言学需要攻克的一个最后堡垒。如果说，中古音系、上古音系的研究得力于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的结合，那么汉语语源的研究则基本上是分头进行的，中西两种语言学的方法论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结合途径，因而我们这里先分别评述两种不同途径的语源研究，而后再讨论结合的途径。
汉语语源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东汉。刘熙的《释名》是一本专门的语源性著作，讲求音义结合的理据性。由于语言的演变，这种理据已是“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刘熙虽然意识到“名之于实，各有义类”，并进行“论叙指归”（见《释名》的序），但也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因而它在语言学史上似处于“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境地。与《释名》同时的有影响著作是《说文解字》，它的目标是解释字的本义。本义者，源义也，所以《说文》实际上也是一种语源性的研究，突出字的形义结合的理据。这两本著作出现在同一个时代，恐怕不是偶然的，是由于音义结合的理据难以“论叙指归”，因而转向形义结合的理据性研究。它们是从不同的途径来研究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