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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虽然满足了他们的心灵，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头脑。如我说过的那样，由此在２５００年前的中国引起了头脑和心灵的冲突，正如在今日欧洲你们看到的那样。人们尝试重建的社会和文明新秩序中的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使得中国人对所有的文明失望，在这种失望中产生了苦恼和绝望，以致中国人想摧毁和毁灭所有的文明。有的人，比如老子，一个类似今日欧洲托尔斯泰之类的中国人，从心灵和头脑的冲突导致的苦难和不幸结果中认为，他们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真正本性和构造上的某些根本性错误。老子和他最有才气的门徒庄子，他们劝中国人抛弃所有的文明。老子对中国人说：“放下一切跟我走；跟我到群山中，到群山中隐者的小屋，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一种不朽的生活。”
中国人的精神（7）
孔子，虽然也看到当时社会和文明的状态所造成的不幸和苦难，但认为他认识到的罪恶不在于社会和文明的天性和构造，而在于社会和文明所采用的错误途径，在于人们为社会和文明建立的错误基础。孔子对中国人说不要抛弃文明——在一个真正的社会和真正的文明里，在具有真正基础的社会和文明中，人也可以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事实上，孔子终生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此防止文明的毁灭。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他做了什么呢？你看，好像一个看到自己房屋着火、燃烧着要掉在头顶上的建筑师，确信他不可能挽救房屋，知道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挽救这建筑的图纸和设计，这样以后就可以有机会重建；于是孔子，当看到中国文明的建筑不可避免的毁灭而自己却不能阻止，认为他应该挽救图纸和设计，由此他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保存在中国圣经的旧约里面——五本圣经即五经，五本正典。这就是我说的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功绩——他为他们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
我要说，孔子，当他为中国文明挽救了图纸和设计时，为中华民族做了伟大的工作。但这并不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主要的和最伟大的工作。他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通过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他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给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
不过，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塞也给出了文明的综合，并试图提出真正的国家观念。那么我提到的欧洲伟人们所做出的哲学这种文明的综合，与作为儒教的哲学和道德体系文明的综合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有如下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没有成为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没有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大众可接受的信仰，而儒教则成为中国如此众多的大众的一种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我这里提到的宗教，我所谓的宗教，不是在这个词的欧洲狭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更为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的。歌德说：“唯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唯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现在，当我们在宗教这个词的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它时，我们意指的是一种有行为规范的教导体系，正如歌德所说，是被人类大众或者最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作为真理和约束接受的东西。在这个词的宽泛的和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宗教。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如你们所知，儒教成了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教导被认为是真理，他的行为规范已经被整个中国种族和民族当作约束，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即便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也没有成为宗教。我说，这就是儒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的不同——一种依然是学者的哲学，另外一种却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众、包括中国学者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
在这个词的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我说儒教和基督教或者佛教一样都是宗教。你们应该记得我说过儒教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当然是一个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起源和因素，而另外一个则没有。但除了这个超自然和非超自然的区别之外，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佛教，还有另外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欧洲词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做得更多；儒教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一个人，不是单独的人，而是处在他和同胞以及国家的关系里的人，基督徒的问答集里这样发问：“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的问答集即《论语》中是这么问的：“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基督徒在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
中国人的精神（8）
孔子在他的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做孝子和好公民。”子游，孔子的一个门徒，孔子言论和话语中引用过他，他曾说：“明智的人集中于生活的基础——人的主要目标。基础打好了，就有了智慧、宗教。在生活中作孝子和好公民，不正是这基础——作为道德生命的人的主要目标么？”简言之，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目标是让人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人，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限于让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像孝子和好公民那样生活。换句话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信仰，你就必须是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说：“如果你是一个孝子和好公民，你就有信仰。”
事实上，儒教和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或者佛教，它们的真正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的信仰，或者可称为教会信仰，而另一个是社会信仰，或者可称为国家信仰。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通过给出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使得这个观念成了一个宗教。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就是一种宗教。简言之，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信仰。孔子在一本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写的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这本书他命名为《春秋》。孔子把这本书命名为《春秋》，是因为书的目标是给出支配兴衰——国家的春天和秋天——的真正的道德原因。这本书也可以称为近代编年史，类似于卡莱尔的近代小册子。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概要，回溯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困苦和不幸，指出其真正原因在于事实上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他们对国家、对国家元首、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责任的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在这本书里讲授了君权神授。现在我知道你们大家，或者至少你们大多数，如今不会相信君权神授。这里我不想和你们争论。我只请求你们不要立即下判断，先听我往下说。同时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在我请求你们，在君权神授这个主题上，回忆和思考一下卡莱尔说的这句话。
在这本书里，孔子教导说，如同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除了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一种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顾虑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首领，这一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时代，由于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特别感到他们对于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非常清楚和坚实的基础，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宗族或者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者天生感情已经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和国家首领，也是他们宗族或家庭的高级成员，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