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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中国道教和佛教的庙宇，典礼和仪式与其说是教化不如说是娱乐；可以说，他们触动的是中国人的美感而不是他们的道德和宗教感；事实上他们更多地是诉诸想象力而不是他们的心灵或灵魂。但是，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也许更为正确地应该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没有感到需要宗教。
那么，中国人、甚至中国的一般民众没有感到需要宗教，这个特殊事实如何解释呢？于是有一个英国人这样解释。他是罗伯特·Ｋ·道格拉斯先生（２３），伦敦大学的汉语教授，在他的儒教研究中说：“四十多代中国人都绝对地服从一个人的权威。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孔子的教义与他的门徒的天性很契合。蒙古人种的心灵非常平和感性，本能地反对某种研究他们经验以外的事物的观念。正如孔子所阐述的，一种未来不可知的观念、朴素的讲求事实的道德体系，就已经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所有需要。”
中国人的精神（5）
当这位博学的英国教授说中国人没有感到需要宗教，因为他们有孔子的教导时，他是正确的，但当他断言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蒙古人种的心灵非常平和感性时，他则完全错了。首先，宗教与沉思无关。宗教是感觉和感情的事情，它是与人类灵魂有关的事情。即便是野蛮原始的非洲人，当他从纯粹的动物生活中脱离出来后，他的灵魂——宗教需要的感觉——就苏醒了。因此虽然蒙古人种的心灵平和感性，但是蒙古人种的中国人，应该承认比非洲的野人要高等，也有灵魂，既然有灵魂，就有宗教需要感，除非他有别的能代替宗教的东西。
事实上，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的原因是他们在儒教中有一个哲学和道德体系，一个可以替代宗教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人们说儒教不是一种信仰。确实，在这个词的一般的欧洲意义上，儒教当然不是一种宗教。但我要说儒教的伟大就在于它不是宗教。事实上，它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它能代替宗教；它能够使人不需要宗教，这就是儒教的伟大之处。
现在，为了理解儒教如何能够取代宗教，我们必须尝试找到为什么人类有宗教需要感。在我看来，人类需要宗教的感觉和需要科学、艺术以及哲学的感觉一样。原因是人类是有灵魂的存在。现在让我们以科学为例，我是说自然科学。让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但激励真正的科学人去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那一类当前持进步论的中国人，他们从事科学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永远得不到科学。过去欧洲真正的科学人，为了科学的进步而工作，把修建铁路和飞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他们根本没有考虑铁路和飞机。推动那些欧洲的真正科学人，让他们为了科学进步而作的工作获得成功的，是因为他们从灵魂上有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奇妙宇宙的无穷奥秘的需要。因此我说，人类有宗教需要的感觉和有科学、艺术以及哲学需要的感觉是出自同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是有灵魂的存在，因为他有灵魂，他才不仅探索现在而且探索过去、未来——不像动物那样只是生活在现在——有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奥秘的需要感。除非人类理解自然的某些规律，从宇宙中看到的事物的意图和目的，否则他们就像黑屋子里的孩子，只感到一切都是危险的、不安全和不确定的。事实上，正如一个英国诗人所说，神秘宇宙是人们身上的重担。因此人类需要科学、艺术和哲学，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需要宗教，为了减轻他们
“神秘的负担，
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
加给的沉重的、恼人的重负。”
艺术和诗歌让艺术家和诗人看到宇宙的美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这一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诗人，比如歌德说：“谁拥有艺术，谁就拥有宗教”，就没有宗教需要感。哲学同样让哲学家看到宇宙的条理和秩序，如此同样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他说过，“对他们而言，智识生活的圆满就是解脱，对于圣人而言，宗教生活的圆满才是解脱，”因而没有宗教需要感。最后，科学也让科学家看到宇宙的规律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像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２４）这样的科学家就没有宗教需要感。
可对于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的人类大众来说；对于生活艰辛、无时无刻不暴露在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的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的意外之下的人类大众，能减轻他们“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是什么？是宗教。但是，信仰是如何减轻这一神秘给予人类大众的负担呢？我要说，信仰是通过给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而减轻这种负担。面对自然的威胁力量和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恐怖，宗教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安全感；这种庇护是对某些超自然存在信念，或者是有绝对力量并能控制威胁人类的力量存在的信念。
中国人的精神（6）
而且，面对他们自己生活的事物的不断改变、兴衰和变迁——出生、孩童期、青春期、年老和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不确定时，宗教也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永恒感；这个庇护是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因此，我要说，信仰通过在他们的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和一种永恒感，以这样一种方式减轻了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科学人的人类大众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基督救世主说：“我给你们和平，这和平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也是世界不能夺取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信仰给了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的含义。因此，除非你找到一种东西可以给人类以和平感，一种宗教能够给予他们的那样一种和平感，那么人类将永远有宗教需要感。
但我要说儒教，它虽然不是信仰却能替代信仰。因此，在儒教里一定有一种东西能给予人类大众一种宗教所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让我们来找出儒教里能给予宗教所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
我经常被问及孔子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认为孔子为中国人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今天我没有时间，我这里只打算告诉你们孔子为中华民族做的一个主要的和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生前唯一做过的事情，孔子自己说，后世的人通过它能够理解他，理解他为他们做的事情。当我为你们解释清了这个主要的事情，你就会理解是儒教里的什么东西给了人类大众宗教所能给予的一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为了解释这一点，我请求你们让我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孔子其人其事。
你们有人可能知道，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扩张时期——当时的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封建的、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体方式需要扩展和重构。这个重大变化必然不仅带来了世事的混乱，而且也带来了人们心灵的混乱。我曾说过在最近的２５００年中，中国文明没有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但我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生活的扩张时期，中国如同当今的欧洲一样，心灵和头脑之间产生了可怕的冲突。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发现自己身处于系统庞大的制度、成规、教条、习俗和法律。事实上，是从他们尊敬的祖先继承来的庞大的社会和文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的生活还要继续；但他们开始感到，这个系统不是他们创造，所以决不会符合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习俗，而不是理性。两千年前中国人这种理性的觉醒就是今日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觉醒——自由主义精神、探索精神、寻找事物的原因和理由的精神。中国的这种现代精神，它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旧秩序的需要与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的一致性，不但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而且去寻找社会和文明新秩序的基础。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所有寻找社会和文明新基础的尝试都失败了。有一些尽管他们满足了头脑——中国人的理性，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心灵；另外一些，虽然满足了他们的心灵，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头脑。如我说过的那样，由此在２５００年前的中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