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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宪法还必须规定一般性原则，以调整或支配被授权的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法规法令。因此，宪法之理念所涉及的不仅是权威或权力的等级观（idea of hierarchy of authority or power），而且还涉及到规则或法律的等级观（idea of hierarchy of rules or laws），在这里，那些拥有较高等级的一般性规则或法律以及那些源出于较高权威机构的规则或法律，控制着那些由被授权立法的机构所通过的较为具体的法律的内容。
3．一项更高级法律（a higher law）支配常规立法的观念，乃是一渊源极为深远的观念。在18世纪，此一更高级的法律通常被认为是上帝之法（law of God）、或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理性法（law of Reason）。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那种主张通过将更高级法变成书面文献的方式而使它成为明确易解、便于实施的观念，在当时虽非一全新的观念，然却是由进行独立革命的美国殖民地人民最早付诸实施的。事实上，各个殖民地在编纂这种较之常规的立法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更高级法律方面，已经做出了初步的尝试。但是，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深刻影响的宪法模式，则是美国的联邦宪法（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宪法与常规法律间的根本区别，类似于一般性法律与法院将它们适用于某个具体案件之间的区别：一如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官要受制于一般性规则那般，立法机构在制定具体法律时也必须受制于更为一般性的宪法诸原则。证明上述区别为正当的理由，也适用于下述两种情形：一如司法审判只有在符合一般性法律的情形下才被认为是正当的那般，特定的法律也只有在符合更为一般性的原则的情形下才被认为是正当的。正如我们要防止法官出于某个特定理由而侵犯法律那般，我们也要防止立法机构出于即时的或临时的目的而侵损某些一般性原则。
我们对坚奉此一原则的必要性所依据的理由，已在上文做了讨论。正是追求即时性目的的人，易于——或者说，由于他们智识的局限性，因而事实上必定会——违反那些他们本希望看到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由于我们心智能力的局限，所以我们所追求的即时性目的会始终笼罩着我们的视线，并趋向于使我们为了这些即时性目的而牺牲长远的利益。因此，无论是从个人行动还是从社会行动来讲，我们只有在进行具体决策时服从一般性原则（而不论即时性的需求为何），方能够达致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或连续一贯性。如果我们考虑总体的累积性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立法与其他任何人类活动一样，都不能没有一些原则的指导。
立法机构，一如个人，如果发现必须明确否弃那些正式颁布的原则方能采取某些措施以实现某个重要的即时性目的，则一定会对是否采取这些措施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违背一项特定的债务或背弃一项允诺，与明确陈述这些契约或允诺在哪些一般性的条件下可以被违背或背弃，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制定一部具有溯及力的法律以及通过法律授予个人以特权或对个人强施惩罚，也与否弃那个规定永远不应当采取上述措施的原则的做法，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立法机构为了实现某个伟大的目标而侵犯财产权或言论自由，与它必须陈述这些权利可以被侵损的一般性条件，实是两个更不相同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对立法机构的行动得以合法的那些条件加以陈述，很可能具有正面效用，即使是要求立法机构本身对这些条件做出陈述，情况亦无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法官被要求对其进行审判所依据的诸项原则做出陈述一般。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只有另一个机构（而不是立法机构）有权修正这些基本原则，尤其此一机构的程序相当复杂，从而允许人们有时间在整个程序的恰当阶段认清那个要求修正基本原则的特定目标的重要性，那么显而易见，它将具有更多的正面效果。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一般意义上讲，创建制宪会议或与此类似的机构的目的，乃在于规定最一般性的统治原则，因此这类立宪机构被认为只具有此项权力，而不具有通过或颁布任何具体法律的权力。
在这一方面，人们经常使用的说法乃是“请求复审”（appeal from the people drunk to the people sober），但此一说法只是强调了一个极为宽泛的问题的一个面相，而且由于这个说法太过随意，故它极可能会遮蔽而非澄清其间所涉及的颇为重要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提供时间以使情绪冷静下来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有时也极为重要，而是须认识到人们的能力一般不足以明辨和把握某一特定措施所具有的一切可能的效果，以及人们若要将他们的个别决定融入一连贯一致的整体之中，那么他们就只有依赖于一般性的概括或原则，而别无他法。“人们考虑他们利益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便是普遍且坚定地遵循法律规则的方式”。
众所周知的是，一种宪政体制并不意味着要对人民的意志加以绝对的限制，而只是要将即时的目标从属于或服从于长期的目标而已。实际上，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根据前此的某个多数早已确立的一般性原则，对即时多数（temporary majority）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购资运用的手段加以限制。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意味着人们之所以同意服从即时多数对特定问题的意见，是以下述认识为基础的，即这一即时多数将服从一个代表性更为广泛的机构先已确定的更具一般性的原则。
此种权力的分立所具有的深刻含义，远远超过了其表层意涵。它意味着对人们所具有的审慎思考理性（deliberate reason）的能力之局限性的承认，而且主张对已获证明的各项原则的依赖要优于对特定的解决方案的依赖；更有进者，它还意味着规则的等级未必以明确陈述的宪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 law）的规则为最高等级。与支配个人心智的那些力量相同，有助于形成社会秩序的各种力量也是多层面的；甚至宪法也立基于（或预设了）人们对一些更为基本的原则的根本同意，尽管这些原则可能从未得到明确的表达，但是它们先于成文的基本法（writtern fundamental laws）以及对这种基本法的同意而存在，而且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这种基本法以及对它的同意具有了可能。我们绝不能因我们已学会了根据审慎的思考去制定法律的方法，从而就认为一切法律都必须由我们根据审慎的思考进行制定。相反，人们之所以能够组成一个有能力制定法律的社会，乃是因为他们早就享有一些共同的信念：正是这些共同的信念使他们有可能展开讨论和彼此劝说，而且明确阐述的规则为了被人们承认为合法，亦须与这些共同信念相符合。
依据上文所述，我们可以推知，任何人或任何群体在把他或他们所赞同的法律强制适用于他人的方面，都不享有完全的自由。然而，对于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一种相反的看法，它构成了霍布斯式的主权观念（Hobbesian conception of sovereignty）的基础（而且法律实证主义也源出于此一观念）；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实际上出自于一种谬误的唯理主义；此种唯理主义居然认为理性是自主的且自决的，并且在根本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理性的思想都活动于一理性不及的信念及制度的框架（a non…rational framework of beliefs and institutions）之中。宪政（constitutionalism）意味着一切权力都立基于下述认识，即必须根据为人们所共同接受的原则行使权力，被授予权力的人士须经由选举产生，然而选举他们的理由乃是人们认为他们极可能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为了使他们的所做所为成为“应当正确”的事情。归根结蒂，宪政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权力从终极上看终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a physical fact），而是一种使人们服从的观念状态（a state of opinion）。
只有那些煽动民心的政客才会认为，人民用长期决策和他们所信奉的一般性原则来限制即时多数的权力的做法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这些限制权力的措施在过去被认为是对人民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对抗那些他们必须赋予其权力的人，而且从现在来看，它们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