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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上述种种观念中，渐渐发展出一整套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这种社会理论表明，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这种理论表明，某种比单个人所思的结果要宏大得多的成就，可以从众人的日常且平凡的努力中生发出来。这个论点，从某些方面来讲，构成了对各种各样的设计理论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来得要比后来提出的生物进化论（theor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更具威力。这种社会理论第一次明确指出，一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之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智能的设计：这种理论进一步指出，这种秩序的出现，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它乃是适应性进化（adaptive evolution）的结果。
由于我们特别强调选择（selection）在这种社会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它在今天很可能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借用了生物学的观点；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事实正好相反：达尔文及其同时代的研究者恰恰是从社会进化的种种论说中获致启发进而展开生物进化研究的，这一点可谓是一不争的事实。更进一步说，最早提出社会进化观念的乃是苏格兰哲学家，他们当中的一位甚至先于达尔文而将这种观念适用于生物领域；此后，法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各种“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s）也开始运用这些观念，进而将那种认为语言和法律在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可以通过共同的起源来加以说明的观点变成了社会现象研究中的常识，而这也远远早于“起源观点”在生物领域的运用。不无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岁月中，社会科学未能在其自身领域中业已确立起来的起点上进行建构和发展，反而重新从生物学中引进了一些这样的观念，其间如“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或译“天择”）、“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和“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等观念，但这些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并不适宜；因为在社会进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不是个人生理的且可遗传的特性的选择；而是经由模仿成功有效的制度和习惯所做出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的运作仍要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成功来实现，但这种实现的结果却并不是一种可遗传的个人特性，而是观念和技术——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而传播沿续下来的整个文化遗产。
4．对英法两国自由传统进行详尽的比较，显然不是本章的篇幅所能及，它需要用一部书的篇幅加以讨论；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选出这两个传统相区别的几个关键要点，加以阐释。
唯理主义传统假定，人生来就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而进化论者则明确指出，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或者说它是经验的总和，其中的一部分为代代相传下来的明确知识，但更大的一部分则是体现在那些被证明为较优越的制度和工具中的经验；关于这些制度的重要意义，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分析而发现，但是即使人们没有透彻认识和把握这些制度，亦不会妨碍这些制度有助于人们的目的的实现。苏格兰理论家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人为的文明结构极为精致而微妙；在他们看来，这种文明结构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人始终具有一些较为原始且凶残的本能，因此人们须通过种种制度对这些本能进行制约和教化，然而这些制度既不是出于人的设计，也不是人所能控制的。他们根本没有诸如“人生而善良”（natural goodness of man）。“各种利益之天然和谐”（natural harmony of interests）的存在、或“天赋自由”的禆益（尽管苏格兰哲学家有时也使用过天赋自由的术语）等一系列天真幼稚的观念，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后却有人将这些观念不公正地归结于或怪罪于苏格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苏格兰自由主义者早已经知道，协调利益间的冲突，需要依靠各种制度和传统的人为设置。他们的问题在于，“人性中最普遍的动力（即爱己，self love），如何能够在此一境况中（一如在所有其他的境况中）接受这种引导，于追求自己利益的种种努力中增进公共利益的实现”。毋庸置疑，能够促使上述种种个人努力对公共利益的实现产生有益作用的，并不是任何字面意义上的“天赋自由”，而是经过进化发展得以形成的种种确保“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制度。洛克、休谟、斯密和伯克都不可能似边沁那般认为，“每一部法律都是一种罪恶，因为每一部法律都是对自由的侵犯”。他们的论点，决非那种彻底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论点，恰如这两个词的语种所示，它实际上也是法国唯理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就其字面意义来看，它也从未得到过任何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捍卫。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要比其后的批评者更为确当地知道，绝不是某种魔术，而是“建构良好的制度”的进化，才成功地将个人的努力引导到了有益于社会目标的实现的方面，因为在这些制度的进化过程中，“主张利益及分享利益的规则和原则”得到了彼此协调。事实上，他们的论点从来不是反国家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这类反国家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论点实是唯理主义“自由放任”原则的逻辑结论；英国经济学家的论点既阐明了国家的恰当功能，也说明了国家行动的限度。
英法两派在对个人人性的假设方面的差异，也极为显著。唯理主义的设计理论（rationalistic design theories）必定立基于下述假设：单个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而且个人生而具有智识和善。相反，进化的理论则试图表明，某些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引导人们最佳地运用其智识的，以及如何型构制度才能使不良之徒的危害减至最小限度。反唯理主义的传统，就这一点而言，比较接近于基督教的传统，后者认为人极易犯错并有原罪，然唯理主义的至善论则与基督教传统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即使像“经济人”（economic man）这样著名的观念，也不是英国进化派传统的原生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英国哲学家的眼中，人依其本性就是懒惰、放纵、短视和浪费的；而且只有透过环境的压力，人的行为才会被迫变得经济起来，或者说他才会习得如何小心谨慎地运用其手段去实现他的目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虽是青年穆勒所明确引用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唯理主义传统，而与进化的传统没有多少干系。
5．然而，上述两种自由传统之间的最大的差异，还在于它们对各种传统的作用的不同认识，在于它们对在漫长岁月中并非有意识发展起来的所有其他成果的价值的不同判定。唯理主义进路在这一点上几乎与自由的所有独特成果相反对，并几乎与所有赋予自由以价值的观点或制度相背离——我个人以为，这样看待唯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