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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正式宣告成立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不但产量翻了五番，而且生意日隆，特别是那“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口号更为深得人心。日寇侵占东三省后，抵制日货声浪日高，恨鼠连累大眼贼儿，连一切外货都打入了不受欢迎之列，“抵羊”如异军突起，迅速地奔出津门，直达内地、沿海，增长之势仍在看好，而洋行本因一个“洋”字而消沉，如此一来长时间更形明显。依洋人之势豪横惯了的洋行代理商气急败坏之下，竟不顾起码良知与道德。反诬一口，竟放肆地利用报纸大造谣言，望风捕影地硬说“抵羊”毛线是用日货冒充的！不然怎么有那么好的质量，那么物的销路，那么大的产量？抵制日货吗，何不抵一下“抵羊”？好卑鄙，好阴损，也好险恶！
消息出自报纸，来自经销大户，人们又无由鉴别，自然会影响“东亚”的销售，甚至有人登门叩问真伪，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这门隔山重炮远远地震天价轰来，这盆脏水斜刺里甜头泼下，做为三军主帅的宋棐卿，一不惊惶失措，二不采取正面回击，而是高姿态地走出一招迂回跳马的好棋：立即商请工商与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与他新进深谊的“仁立”总经理朱继圣，一直关心并欣赏他的大爱国实业家宋则久。与他来往较多，对他也甚有好感的水利久大集团的实业巨子李烛尘等出面，转请中华工商总联会以及上海国货维持会等部门与团体主持公道与以为声援。同时，一面聘请法律顾问（上海滩上素有名气的大律师江庸），以为公开斗争的法律依靠；一面派交广智深的赵子贞南下寻求社会途径，说动以上海社会局局长谷良民为强大后盾的华南潮帮帮会头目杜之绅出头，从私的角度干预。待这一切“备战”的紧张活动就绪，宋棐卿就正式地以报纸的严重声明首先回击报纸的发难，在十几家报纸上醒目地登出“征求反证启事”，吁请全国各界人士提供“抵羊”牌毛线是以日货为冒充的证据。倘无人提供，则中伤东亚的洋行就必须拿出他们持言的充分实据来，否则，将诉诸法律。
“启事”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发重炮弹，对炮互攻，也是总攻的信号，宋棐卿已联络好的上层人士与社会势力、工商界组织一齐行动，展开了立体交叉全方位的战略反击，渠道之多，来头之大，攻势之猛，使那个骄横已惯却又愚蛮的洋行代理商，迎战不暇，焦头烂额。初时，竟因骄横已惯，全不将小小的“抵羊”放在眼里，岂知这初生的抵羊竟是如此的角锋力猛，一跃反击，就令他措手不及，阵线瓦解。而接踵而来的是，由于他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以沉默对待宋棐卿的“启事”。时间是无情的，待一段可待的时间过去，各种报纸便连篇累牍、劈头盖脑地向他发出了谴责，斥他打击国货，骂他为虎作怅。这在反日排外、热衷实业的大气候下，无异斥他为魔鬼，骂他为败类。千夫所指，一片喊打，四面夹攻，他一个洋行代理人如何承受得住？可他这是洋奴成性害人终害己，又怨得了谁？又谁个同情于他？再硬挨下去，只有在极端劣势的情形下去与被伤害者对簿公堂，那下场可想而知。是以，他完全丧失了洋奴的威风，转而低声下气，辗转托人说情，求得东亚的谅解，以登报声明辟谣，公开道歉，赔偿一切有关损失，才得以解脱，已是亡魂皆冒了。
另一局棋，则奔在一九三四年。
竞争是无惰的，然而，竞争也应该是公平的。商品经济愈趋向现代化，竞争愈显出它的公平、合理与正大的属性。那种不择手段，动用阴谋以击垮对手的过时了的竞争，则在历史的发展中，愈来愈站不住脚，愈来愈被社会文明的进展所不容，即使一时侥幸，也难得持久。
一九三四年初，天津涌出了一个新的毛纺厂家，名字叫做“祥和”，兴办人叫袁绍周，也是位能人，名牌学府南开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赴美留学专攻纺织的学有所长的人物，曾办了多年的染厂（字号“华光”），创下了较好的声誉，也在天津工商界颇具影响。眼见得外货日受抵制，而登市不久的“抵羊”牌毛线又如此大受青睐，他又食指大动。他以为，虽说都是留美学生，可在纺织上他要较宋棐卿优势得多，而兴办资金也比“东亚”兴办时为厚，自信办家毛纺厂，一定会胜过“东亚”，因此，他迅速地办起了“祥和”。“东亚”在前，已走了两年，是他晚办的“祥和”的压头对手，因此，他在筹办之初，就加进了竞争参数。不过，手法却很不“祥和”，也是因为以常人的标准过低估计了宋棐卿，因而，采取了错误的手段，动用高薪，挖走了东亚一批工人与职员。他以为这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充实自己“祥和”的实力，又可以通过釜底抽薪之计，让“东亚”沸沸扬扬的“汤”落下滚儿来，措手不及，左支右拙，以致冰消瓦解，至少可以为他的“祥和”倒出大部分市场。待“东亚”经过一番挣扎再缓过气儿来，“祥和”已站稳了脚跟，反过来以优势的先入者来威压“东亚”。
这一手很不光彩，也很毒，很辣。“东亚”刚由稳定走向兴旺，正自春风得意，欲平步青云之际，突然釜底一冷，脚下一沉，登时一阵冷落，周身不适！一时之间，大批的技术工人与经营里手，纷纷辞职，井然有序的厂里出现了混乱，热火朝天的生产呈现了萧条，就像是一架开足马力的船，突然减速，以致在水上打起了横，失去了正常的节奏。宋棐卿很快地弄清了原因，也当即行动，敦请“东亚”的股东之一，南开大学的资望甚崇的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要求袁绍周退回这批职工。可袁绍周虽十分敬重老校长，却因利益既得，而这批职工在保证“祥和”所产“飞艇”牌毛线的质量与“抵羊”不相上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亦已颇为畅销。如此下去，此长彼消，要不了多久，“祥和”所产的“飞艇”就会将“东亚”所产的“抵羊”取而代之。他将产品牌号取名“飞艇”，就蓄志非小，“飞艇”是飞机的别称，对“抵羊”自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那些洋货中的佼佼者，“蜜蜂”、“麻雀”，自也是“高高在上”，他很欣赏他的那一招高棋：槽头牵马，反手卧槽，这一军将得“东亚”措手不及，实难补救。因此，他拒绝了老校长代宋棐卿转达的要求，满以为必操胜券，宋棐卿不久就会认败服输。倘不甘破产，也只有为他兼并的一条生路，因而未免有些陶然自得，纺织起了美梦。可是，尚未待他美梦得圆，便被晴天霹雳似的一记“高射炮”声所惊醒；宋棐卿于危局中驱“炮”出击了。
请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要人，实是宋棐卿的先礼后兵。原冀同行之间息事宁人，本也不抱多大希望。可只这一先礼后兵，就使他占在了理上，得道多助，而置袁绍周于寡助。他也就师出有名了。正因为对和平解决没抱多大希望，几乎是张伯苓走进“祥和”的同时，他也步入了“仁立”，请他那位老同学新朋友朱继圣出力相助。朱继圣二话没说，慨然应允，当即派出了“仁立”十名技工赴“东亚”临时应援，以解燃眉之急。釜底加薪，后方稳定了，“抵羊”又稳稳地占住了市场，而且由于对方这一不光彩手段的曝光，更激励了“东亚”上下的士气，同仇敌忾，产品在数量与质量上反而更上一层楼。
宋棐卿要以牙还牙，组织更猛烈的反击了。他首先调动起了股东优势。
正是为了强化企业实力，宋棐卿才拉进了一些有社会影响的股东，不少在天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居于要津的人，又有股份在“东亚”，自不会坐视“东亚”由火腾腾上升因遭暗算而跃落，何况又有总经理的面恳？于是，商会之外，一个名为“线业公会”商界同业组织便应时间世了。“线业公会”，顾名思义，是棉、毛、丝三线生产或销售厂家的同业组织，会长就是经销“抵羊”毛线的最大的老板，直接隶属于总商会，几乎囊括了经销毛线、丝线、棉线的所有厂家与百货店，对内协调各家的关系，控制了价格、市场与商品的分配；对外代向官方交涉有关事宜，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保护中小业主利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