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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1789年，1789年法国产生了人权宣言，这个宣言被称作人权的古典正本，后世所有国家在确立自己宪法的时候，都要模仿一下法国的《人权宣言》，大概2年以后，法国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就把它写到宪法的序言当中去了，成为一个最高准则；第三个“89”，就是1889，这个就是日本人在东方做的一个贡献，就是把西方的一些人权观念，在经过明治维新以后，把它系统化。在1889年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那么第四个“89”，就是1989，1989这一段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宪法改动风潮，所以有人说上一个世纪，在它的前半叶，地球是向左转的，大家都在学习一些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方式，甚至我在研究生存权的时候，研究生存权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些方式，挽救了垂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学了社会主义的方法，保住了自己的这种昌盛。那么到后半期，可能就出现了一个右转的状态，就特别是表现在东欧这些国家，他们修改宪法，所采用的人权体系大多都是西方。所以在世界的人权史上，这四个现象，四个体系，需要大家去认真地思考。
那么日本人把西方的这些人权观念带回来，最早翻译的时候，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津田真道写的这本《泰西国法论》，开始把和身体相关的权利，它归结为一类，那么和公民相关的，当然他当时用的概念叫住民，和住民相关的权利它又归结为一类，所以在他书里面就出现了两类权利，一类叫做身体方面的权利，一类叫做住民方面的权利，这个书正式出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修改，和身体相关的权利，它就叫做“人权”，那么和公民相关的权利，它简化为“民权”。这两个概念是非常使人兴奋的。所以这本书就是我们汉字人权概念的一个起源。
这个概念产生了以后，那么对我们的影响有哪一些呢？梁启超先生对康有为有一个评价，他说“近世一些政治、法律术语，大多都起至西方，而移至东国。康南海先生乃民权简史首创第一人”。所以梁启超、康有为、胡礼垣、甚至魏源，那么这些人都是早期，比较早地接受了就是来自于东方的这种人权观的人。那么这一段时间，大概就是中国戊戌变法以后，一直到我们法律改革之前，这十年左右时间吧，人权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
所以梁启超先生就讲，说近代中国的变革实际上是在三个方面进行的，一层一层地往前推进，那么最早的变革就是1840年以后，我们进行的是器物变革，我们的技术落后于西方，所以到西方去学人的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
第二个阶段是学制度，是必须用新的制度，然后再结合这个新的技术，那么这时候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觉醒，这就是大家后来所知道的，我们的辛亥革命。要学西方，要建立我们的共和国，要建立我们的人权制度，后来辛亥革命举行完了，武昌起义枪也响了，中华民国也建立起来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颁布了。但后来陈独秀发现一个现象，尽管变法了，尽管革命了，那么尽管有了宪法，但是该复辟的复辟，那么该做皇帝的做皇帝。那么该乱抓人的还乱抓人。鲁迅先生说，说我们人身有自由了吗，没有，因为我们的人身是可以卖。所以那个制度，被荡来涤去，存在不下去。
第三个阶段变革就是文化变革，所以1915年就出现了新文化运动。那么这个新文化运动，起首当然是陈独秀了，像李大钊，像这些人都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干将。那我研究这一段历史，我发现，在陈独秀的观念里面，1915年，他写的开展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文章当中，他后来讲的民主和科学，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先生，在最早不是这样表达的。最早讲的是人权与科学，他说看法兰西的变化，除科学“一轮”之外，人权之作用不在科学之下，就是这时候他的意识当中，人权是比科学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他要倡导，人权与科学。
但是我们当时只重视了两个先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么这里面有民主，所以现在理解陈独秀这些观点，他的民主当中一定是包含着人权的，所以我说法治加人权，合起来就是民主。法治的真谛在人权，那么法治再加人权就可以等于民主，它就是一种制度。那么这就是新文化运动，这是梁启超后来做总结，中国近世的变革，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大概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毛泽东能够用生存权来评价湖南省宪法，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1919年，《魏玛宪法》第一次把生存权入宪，而1920年，毛泽东就能用生存权这个概念来评价湖南省宪法，他说你这个宪法里边，人民的劳动权、就业权、救济权都不做规定，这怎样能够保证民的生存权呢，这是他的原话，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那么就是上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权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
在这之后，就作为纯正的一场人权运动，大概是1929年，那么到1933、1934这一段时间，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当然里面有一位大将是徐志摩，像潘光旦这些人都加入了，起源于1929年国民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么这次代表大会上，上海当时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别市，这个特别市的党的领导人，书记党叫陈德征，他当时在上海特别司教育局的局长，在国民党的“三大”上提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就要求，说对反革命的处理，要通过党来认定，就是凡是国民党认定哪个人是反革命，就不要再经过侦查或者什么，可以直接交付审判。然后就判他刑罚，这个议案居然在国民党“三大”上获得通过，这一下就引起了全国的，知识界的一片震怒，这不是用党来审判嘛，所以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觉得这里面是背离法治的。所以胡适先生他认为没有法治也没有人权。
那么和这个相关的，就是同学们知道，一个民权保障同盟，那么这就是宋庆龄先生发起的，从我们这个人权角度去研究它，要注意这个时候，她还用民权两个字，所以这个概念上，就民权和人权在那个时候是有所区分的，凡是政治领域里面的权利，大家习惯把它称作民权，那么和政治无关的其它权利把它叫做人权，所以宋庆龄先生组织民权保障同盟，那么就是为了实现，当时国人的在政治方面的权利，所以他解救了很多的共产党人。
那么这个沈先生当时是全国律师协会的会长，他从1935年开始，就要提倡一种冤狱赔偿，请同学们要注意，冤狱赔偿在人权上是有巨大的价值，如果以往的这些人权诉求，人权的研究，还变不成一种现实的话，冤狱赔偿是制度化的人权，就是人权有一个特点，人权当不能进入诉讼领域，那么对他的保障是缺制度，而沈钧儒先生的发起这场冤狱赔偿运动，就是要把人权把它制度化。
所以上一个世纪前半叶从人权历史上去考察，大家可以看出我这个描绘，人权从汉字这个概念产生，然后到传入中国，传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我们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人权制度，又发生了这样五场人权运动，那么这就是上半叶我们人权的一个基本现实。
所以我给同学们讲人权的阶段历史，最终是要鼓励大家，在制度上，对人权进行设计，现在的人权大致上分成三类，一类叫做应有的人权，这个是需要大家去认识去，去论证，应有的人权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该相适应，哪些是应当有的；那么第二类叫做法定人权，法律上有的人权。应有的人权，这个范围肯定更宽，更广，把应有的上升到法律上去，这个范围可能就窄一些了；第三类人权就是把法定的人权，再变为现实的人权，就是实有的人权，所以应有人权，法有人权，到实有人权，所以一个国家人权最好的状况是这三者的一比一，如果这三者比例下来的话，比值还是一，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就是最好。
如果这三者的比值关系，越来越小，那么这个状况就是需要改变，所以人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那么我今天讲历史，最后把这个概念的特征，解释给大家，希望大家从我们法学的角度上去研究它，从制度层面上去设计它和实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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