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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顾炎武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牢狱之灾。事情是这样的，顾炎武有个家仆叫陆恩常，他不知用什么方法，竟然得知了顾炎武的行踪。陆恩常见主人很少回家，变了心，投靠了大地主、大官僚叶方恒，把顾炎武的秘密活动行踪全数抖出。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候，顾炎武因四处奔波需要花点钱，向叶方恒借了一点，又因无力经营祖传下的田产，想全部押给叶方恒，可是叶方恒迟迟不肯把钱如数归还顾，想利用从陆恩常处获悉的内容，两人联合向清政府告密顾有“通海”罪，从而可侵吞顾家的田产。叶方恒还把顾炎武抓起来，私设公堂，逼他自杀。顾炎武的好朋友归庄得悉后通过松江府熟人将顾炎武“押”到松江府。经过几番转折，顾炎武才被放了出来。
顾炎武出狱后，回千灯整理了一下书稿，匆匆去了南京。凭吊了曾祖父顾章志祠，并拜谒了明孝陵。一天，顾在太平门外突然遭到五、六个彪形大汉劈头盖脑地一顿毒打。顾从口音中听出这些人来自昆山，准是叶方恒派来的打手。原来这些人想结果他的性命，幸好顾遇上了好心人的营救，又一次脱了险。
四十五岁那年，顾炎武觉得再也无法在家乡待下去。下定了决心，返回家乡变卖了全部田产，带着大量书籍、书稿，告别了家人、好友，以驴马为伴，以山东章丘为自己“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第一站，踏上了漫漫征程，步入了学者生涯，开始了漂泊无定的下半生。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至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康熙七年（1668），山东发生了一起文字狱，56岁的顾炎武受到牵连，被囚禁7个月。遭此飞来横祸，他打消了久留山东的念头。此后，他前往山西边塞考察，随后便在山西与友人共筹资本，垦荒于雁门之北、五山之东。经过艰苦的劳作，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但是，顾炎武的志趣不在垦荒，而在于探索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不久，顾炎武又到了陕西。他不顾年高体弱，走遍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一点土地，决定就在那里定居。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
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思想三巨头（6）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
在顾炎武六十九岁时，他到了山西曲沃，直到病倒前完成了《日知录》的全部，七十岁在曲沃与世长辞。
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
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自考文、知音开始。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是顾炎武和黄宗羲开启了先河。实际上，顾炎武所提倡的经学绝不仅仅是训诂考证，而是同“当世之务”紧密联系的。潘耒序《日知录》就曾指出：“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清代诸儒受到清政权的文字狱威胁，退回到故纸堆中，专治训诂考证，正如梁启超所谓：“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
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他对王阳明的心学更是攻击不遗余力：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顾炎武一生注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考察，虽在哲学问题上没有做过系统的论述，但对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还是有所继承的。顾炎武重视典章文物、天文地理、古音文字、民风土俗的考核。凡立一说，必广求证据，反复辨析，常用归纳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对于清代朴学方法的形成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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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故居：为整个宅第主体，朝东落西，五进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筑，自东而西依次为水墙门、门厅、清厅（轿厅）、明厅（正厅、楠木厅）、住宅楼，北侧有背弄连接灶房、读书楼和后花园，故居前与千年石板街相接，后与顾炎武墓地和顾园相连。该区域主要再现亭林先生居家生活及读书场景，各厅内陈列顾炎武先生塑像、手迹、著作、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