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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思想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远承孔、孟以来传统儒家思想，继承和改造了“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张载、邵雍的学说，建立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伦。它论证细密，条理清晰，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从宋末开始，朱熹思想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十三世纪，朱熹学说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一度成为两国的统治思想。稍后，朱熹思想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朱熹学说传入欧美。这样，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的学说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学说。
朱熹哲学的核心是“理”。朱熹认为，“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理”必须借助于“气”而“造作”，依“气”而“安顿”。“理”借助于“气”派生万物之后，又通过“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使本体“理”自我结合，从而复归到“理”。朱熹以程颢、程颐的“天理”为基础，对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进行了总结与整理，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他认为理是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理进入生物体便是性，性有人性与物性之别。人性又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差异。前者纯善，后者善恶相混，所以须用前者变化后者。“天命之性”即理，“气质之性”含欲。理欲之间，以理制欲，存理灭欲。
朱熹明确提出“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的命题来构建其宇宙本体论。把“理”作为生命存在的本源，正是他的哲学被称为理本论的原因。朱熹对理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述。
理首先是“所以然”者，就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存在的根据，理是存在之源。同时，理又是“所当然”者，就是万物存在的价值标准，理是价值之源。前者是“事实如此”，后者是“应当如此”。在朱熹看来，二者是完全统一的，且贯穿于“天地鬼神之变”、“人伦日用之常”乃至“鸟兽草木之宜”等所有存在当中。“变”、“常”、“宜”表现出来的是自然变化中的一种生命目的，这就是“太极”之理，即生理。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所以又称为“自然之理”。这里，朱熹进一步提出天地有心、无心的问题。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朱熹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即只说出了天地无心的一面。朱熹以为，还有另一种情况，试看春暖花开，枯木欲生的样子，这正是天地有心之处。所以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孟子集注》卷二）这种在天地万物中普遍表现出来的“生理”，就是生命目的，同时具有价值指向。此价值指向就是道德人性，即由“不忍人之心”所表现出来的“仁”。此“生理”就是“太极之理”。朱熹认为，太极作为理之“一”、理之“全”的最高本体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标准的意义。“极”即“至极”，是最高标准，所以说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这是朱熹从“理”即形而上的层面对宇宙万物所提出的看法。而形而上之理是无形影、无情意、无计度的，是“净洁空阔”的，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即“无形而有理”（同上）。它虽然是天地万物的“使之然者”，但却不会“造作”。它要在实际上发生作用必须与“气”、即形而下的“生物之具”发生联系。这就涉及到理与气、形上与形下的关系。至此，问题复杂化。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朱熹有和他的理本论贯通的一面，强调理是本、是体，气是末，是用，理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存在是“不杂”于形而下之气的。这就保证了理作为形上存在的超越的、纯粹的意义。阴阳之气的造作、化生万物，正是太极之理的体现。朱熹的理在气先的看法就是我们站在形上立场上所做的合理推论。所以说，“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还有这理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理只能与气一起发生作用，理是“不离”于气而存在的。此“实际情况”就是形而下的角度，依此，朱熹甚至以为“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答吕子约》，《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这样，阴阳之气成为造化之本，而理只能依附于气而发生作用。其实，“理”的意义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作为存在之本、价值之源的“生理”即“性理”，而是自然气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定规律，即所谓“条理”、“文理”，也就是“物理”。关于这两种内涵的“理”，朱熹没有作明确的区分，表现了一定的含糊性、矛盾性。不过，前者始终是朱熹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且他的“气化”论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解释、发现自然规律，即物理，而是为了说明现实人性，即已经由张载引出的“气质之性”的问题。前面我们提到，朱熹从形而上的层面肯定了以“理”为本的万物的存在与价值的统一，但事实并非如此，气作为形下的存在并不能保证这种形上的统一最终得以贯彻。此即所谓“气强理弱”。其目的在于说明同时作为形下存在的人性的种种复杂内容。
在认识论方面，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说，认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尽管“心”中包含着“万理”，但“心”却不能直接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格物”“穷极”事物的“理”。久而久之，就能豁然贯通，达到对“理”的体认。他一方面强调人有认识能力，物体包含有可知的天理，另一方面也讲“心具众理”，物具天理，以吾心天理印证外物天理，即可“致吾之知”。这种认识论，包含着外向扩大知识和内向道德净化两个内容。但朱熹的“格物穷理”否认人们的头脑对于外界客观事物的反映，反对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去反映客观外界事物，完全否定了感性认识，否定了实践，因而他的“穷理”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极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第三节 程朱理学的发展（4）
除此之外，朱熹继承了邵雍“一分为二”的命题和二程“万物莫不有对”的思想，也吸收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法思想，论述了“一分为二”的思想并对此做了具体说明，体现了他对矛盾相反相成的深刻认识。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朱熹没能把“一分为二”的思想贯彻到底，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他否认客观事物可分的绝对性；否认客观事物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其可分的内容是相对的、特殊的；否认运动有始有端，却把运动方向引向循环论，抹煞了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否认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可向其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朱熹的“一分为二”思想带有浓厚的象数学色彩。但朱熹提出的这个命题并做出的初步说明，仍然堪称对古代辨证法思想发展的一大贡献。
在教育方面，朱熹认为人性的培养十分重要。“知、廉、勇、艺、礼、乐”六者之中，“知”便是穷理，“廉”是养心，“勇”是力行。只要格物穷理，正心修身，加上操守礼乐的规范，便可成为一个内外兼修、才德具备的“全人”。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中指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穷理”“笃行”。所以南宋之后，教育就体现“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的特征。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总体来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