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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遗体没有葬在圣彼得堡，而是运回了生前的流放之地米依洛夫斯克村，葬在圣山镇教堂诗人母亲的墓旁。
按现在的医学看来，腹部枪伤几乎不危及生命，在一百多年前的医疗条件下，还能存活几天，可见枪伤并非是致命的，但是，只有如此了。俄历1月29日即公历2月10日，普希金死了，时年三十七岁。在我2001年订阅的《俄罗斯文艺》第4期的封三，翻阅到天才小画家娜佳（她只活了十六岁）画的一幅普希金临死前躺在书房的沙发上的画，普希金奄奄一息，手垂在沙发沿上，冈察罗娃拿着手帕，泪眼哀哀地望着丈夫，德国保姆抱着最小的女儿，另三个孩子站在父亲头前的走廊里；二女儿伏在哥哥的胸前哭泣。这是一幅伤心的图景。普希金终于从极度的激忿中平静下来。他在用最后的气力给妻子和孩子们交代什么呢？不过，他很清楚，神志未乱。在从小黑河边抬回来后，他对医生阿连特说过一句话：“我的一生结束了。”
在我看来，他选择决斗，其实是一次觉醒和解脱。他知道他再也不能这么下去了，他要否定这些年来——特别是流放后回来的生活，他甚至两次向沙皇提出辞去职位，携着家眷回到他十分有感情的流放之地米依洛夫斯克村，安心写作。但沙皇拒绝了他的要求。至于他究竟是一个什么职位呢？看普希金在1831年7月22日写给友人的信吧：“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沙皇给了我一份差事——既不是办公室工作，也不是宫中差事，或军队服役——都不是。他给我薪俸，为我打开档案室，让我在里面翻阅，而什么都不用做。这是多么仁爱，不是吗？他说：因为他结婚了，又不富裕，应该帮助他生活过得去。谢谢上帝，他对我非常关照。”
这就明白了，原来他成了沙皇的御用文人，一份薪俸，来自沙皇亲发的薪俸，他还敢写当年《自由颂》中的“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的句子？一个天天出入于舞场的人，还能再写出《致西伯利亚的囚徒》？
不可能了。他对皇帝感恩戴德，他歌颂过自由，在京城圣彼得堡，他成了自由的囚徒，一副无形的锁链戴在了他身上，一个本应属于人民，属于天空、大地和海洋的奔放不羁的天才诗人，搁浅在涅瓦河畔。是丹特士的丑恶告诉了他，他要冲出这个腐朽的、精制的包围圈，回归到自然和人民中间去，回归到激情、自由、纯洁的世界中去，重新拾回自信、嫉恶如仇的、生命如火的年月，写诗和小说，而不是在沙皇的旨意下编写《彼得历史》，为皇帝们歌功颂德。
这真是一次觉醒。索洛古勃在回忆录中写在决斗中的普希金：“他在丹特士的脸上寻找着死亡或是对整个上流社会的审判。”
这真是一次解脱。普希金的女婿马夫利谢夫说：“他在以快乐的心态寻找死亡，否则他即使活着，也会痛苦。”普希金的死震怒了全俄国，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莱蒙托夫写出了一下子流传全俄罗斯的《诗人之死》：“诗人死了！——光荣的俘虏——/倒下了，为流言蜚语所中伤，/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头颅，/胸中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诗人的心灵再也不能够容忍/那琐细非礼的侮辱和欺压了，/他挺身而起反抗人世的舆论，/依旧是匹马单枪……被杀了！……”
可怜的莱蒙托夫因此诗获罪，被流放到高加索，四年以后，莱蒙托夫也同样在一场暗杀式的“决斗”中被打死，年轻的、二十七岁的尸体在大雨中淋了几个小时。正像他为普希金抱不平中的诗句：“在残酷无情的手下丧失性命。”两个伟大的诗人以同一种死亡谢别人世。
我要说，普希金的死决非别人造成，不是流言，不是丹特士，也不是沙皇，是他自己。他选择的生活道路把他一步一步地诱上了绝路，逼上了绝路。他的死亡对中国的作家和诗人是有警醒意义的。
远离精制的腐烂的生活吧，远离名利场的陶醉吧，远离恩赐吧。
“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当然，这已经实现了，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但是，人们，你们必须保持警惕。
落英缤纷
■ 胡 翔
镇上有桥三座，一为大桥，一为小桥，另外一座名汽车桥。大桥大者二十余米，横跨小镇东西两岸，东岸有东街、南街、北街，东街曾名东风街；西岸的街叫西街，也曾称战斗街。小桥在西街的与大桥东西一线的十字街口，小桥无桥，十字街口也无水，过去是否曾有过桥，没有考证。汽车桥在距大桥四百余米远的北边，往下游去，就是梁子湖了。
我家在东街，门牌号码为东风街42号。坐在木板屋门口的凳子上，看从南街过来的独轮木车咿呀辗过门前的石板街，猜想车上载的是棠梨或山楂；或者在黄昏的暮色里，伏在大桥的栏杆上，以崇拜的眼神注视桥下那些矫健的划水和跳水的姿式，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我童年的主要工作。那些浣衣的女人们因戏水人情不自禁地将水花溅在她们身上而发出的责骂声，我就不大记得了，只有那些被水和衣服搓得油亮清冽的红砂浣衣石，似乎还是那么可触可感，嵌入脑际。
我们的那条清澈见底可见鱼虾摇头摆尾的小河有个很有点文化的名字——虬川，虬者，小龙也，弯曲貌。镇名金牛，河名虬川，多么吉祥有味，比起米老鼠唐老鸭来，不是更有些底蕴么。
不捉迷藏（主要游戏是“抓特务”）不捉萤火虫的夏夜，就搬上小竹床乘凉去。与其说是乘凉，还不如说是赶热闹。赶热闹的去处有两个，一个是桥头上，另一个是我家后院外的农机厂简易篮球场。到桥头去的以老者居多，辛苦了一天的老人们洗完澡，换上干净的短裤背心，拎上竹椅扛上竹床，早早地在桥头的斜坡上占一个当风口的位置。大蒲扇渐渐越摇越多，我夹在蒲扇之间听他们有一句没一句的神侃。那些谈资涉及的内容真是古今中外，街头巷尾，吃喝拉撤无所不包，当然以当天的《参考消息》（那时该报是限制发行范围的）记载的国际新闻最能抓人。这神聊的夜话大都是以面红耳赤的“抬杠”的形式连缀起来的，聊着聊着有时便戛然而止——其中有一老者愤而拂袖而去。有一郭姓种菜卖菜的老人，长得极是挺拔，声如洪钟，只要他一发话，其他的声音便被盖住了。……习习凉风吹来，夜在摇摆的蒲扇中渐深了。“噗嗵”一声巨响，啊，迷迷糊糊地在桥栏杆上作仙人睡的人翻身掉到河里去了——捞起来一看，原是绰号“马齿苋”炸米花的那人，马齿苋是一种野菜，以此喻人，谓此人颟顸，说话做事漫不经心。我们童年的主要点心，爆米花炸茧豆之类大都是他炮制的。那次落水后，马齿苋的背即成了虾背，这样倒方便他弯着身子，左手摇那卧在柴火上的米泡机，右手推拉连着炉火的风箱了。
我家后院农机厂简易篮球上纳凉的人，大都是住在附近的邻居们。我也有时去凑热闹。记得有一夜，傅克炳和胡燕怀两人碰到一起，那时二位先生已是我们小镇上颇有文名的人了，克炳在鄂城一家钢厂炼钢，燕怀则在山乡中学教书。他们说些什么，我已想不起来了，只是他们严肃的表情，和互不买账的样子还依稀记得。克炳是诗人，气宇轩昂，很容易激动，他是我们镇第一个在《长江文艺》发表诗歌的工人诗人；燕怀写小说亦写戏剧，朴实敦厚，话语藏锋，着急起来，一脸乌黑，月光照过来，煞是有趣，那时，他的小说也在《长江文艺》上刊登过。我躲在他们的竹床头，一脸懵懂与羡慕。据燕怀后来说，参加他们这样庄重的文学争论的，还有刘迎春先生。想起迎春兄，每每悲从中来，不敢不忍多想，他离我们到天国去已有十年光阴了，这些年来，常常在梦中见到他，还是那么双目如电风流倜傥。他在《诗刊》上发的组诗名《粉笔》，他自己亦如粉笔一样，在生活的黑板上书写了40年，已化作白色灰雾归于虚无了！迎春兄后来离开小镇到《黄石日报》做副刊编辑，于黄石诗坛是幸事。他以其天生浪漫爱人的才情激活了一些文学寻梦者，想起那些买醉买哭歌啸青春的优游岁月，许多人至今喟叹不已。迎春兄的存在，让那些日子摇曳生辉。然而，诗人离开故土，于他自己则是不幸的，假若他还是那样，在小镇宁静的小学，手执教鞭做代课老师，或者在镇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