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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子“嗡”了一下，恍惚回忆起去年秦琳回国时的种种异常：萎黄的脸，忧伤的笑，恩雅的歌声，我们的拥别和她的潸然动容，还有消失在素白雪地里的那个单薄的背影……我喊道，讹传！半个月前她还来过电话！姐姐惊骇地看着我说，这种事谁敢乱说？
我无言。
晚上回家，我掏出钥匙捅进锁孔，费了好大劲儿才打开门。防盗门比平时沉重了许多，我推动它，咣啷咣啷的声音惊动了对门邻居。客厅冷飕飕的，我打了个冷战，习惯地打开灯，房间却比平时幽暗了许多，我抬头观察，不知什么时候，客厅的枝型吊灯和装饰灯竟有一多半的灯泡是灭的。我陷入沙发，总感觉有个穿青灰色外套的影子在眼前晃悠，久久不肯离去。
我摸一下脸，木木的，有些湿凉。是泪水。
我决定要把这件事的真相弄清楚。
我先找姐姐的朋友，她提供了秦琳那位大学女同学的北京地址。
我在复兴门一个住宅小区找到她，女同学先是一阵狐疑，见我神疲色衰，又听我不叫琳达而叫秦琳，没有多问，便大致说了她了解的一些情况。一周前，当地警方接到秦琳邻居的煤气报警电话，赶来时，秦琳已经不行了，警方的结论是属于自杀，因为房间里的煤气含量惊人，而且显然是主人有意这么做的。前因后果是，以前有段日子，秦琳总感到食欲不振，下腹不适，结果被查出了直肠癌，也曾做过手术和化疗，但效果一般。到了今春，她的病情开始恶化，但她拒绝去医院接受抢救，不知道她是不是特意给自己采取了安乐死方式。听说，救护车来时，大家七手八脚搭到救护车里的已经不是她，而是一具尸体，而且遗容安详。
最后那女同学强调说，没去美国亲眼目睹，谁都是道听途说，她的消息也不敢肯定。
这句话提醒了我，为什么不去找一下最直接的消息来源呢？我说过，当年秦琳和姐姐结伴来军营，三班的秦班长约她打乒乓球时总输球，后来的结果连神仙也不会料到，秦班长复员回京后居然戏剧性地成了她的老公，后来两人又双双旅居美国。我拨通了国际长途，好半天，才有个男人懒洋洋“哈罗”一声，又很快改用国语，问，哪位？说话！一口纯正的京片子腔调，他接电话时身边好像还有个女人说了什么，男人挺不耐烦，说我知道谁呀，深更半夜的，也不让人消停！我听出他就是秦班长，只是声音比当年老了。我问，琳达在吗？秦班长立即有些警觉，问，你是谁？找她干什么？我说，我只想知道琳达在不在。秦班长说，你想知道？我又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凭什么告诉你？这时我听到那个女人又叨咕了一句什么。
我没有心情再说下去。
我想到，该向秦璋打听一下。我们之间多年没联系，从部队复员后就各奔东西，据说秦璋定居澳洲已有十年，还听说他混得一般。我辗转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我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就问秦琳怎么样。秦璋对我来电话很意外，怪怪一笑，说秦琳运气好，又买房子又置车，当然，在美国这算不得什么，但她的车是凌志，她的房子是那种带草坪的花园别墅，那才叫发了洋财。我不满他的腔调，我说，秦璋，你该为你姐姐高兴才对。秦璋忙说，那是那是！我还沾了秦琳的光，是不是人一有了钱，就会变得慷慨？前几年，我欠了赌债，找她借钱，她死活不干，还骂我没出息，可去年她愣是给我汇了一万美金，而且是白给，我相信了，这年头，天上也可能掉馅饼。我估计准是叫更年期给闹的，听说女人到了更年期会反常，有的像夜叉，而有的像菩萨。不过，她赚钱也太玩命，说是心脏和肾脏都出了问题，还有哮喘，正在疗养。你要想联系，我给你找她的号码。怎么，哥们儿也要移民？
我没好气地说，让移民见鬼去吧。
还可以联系的人，就是“黑”在洛杉矶的眼镜了。那家伙同样睡得正香，我也顾不得了。他惺忪地嘟囔说，还是你最关心琳达。我说，究竟怎么回事？他打了个哈欠，说，这些年琳达确实挣了一些钱，但也搭上了健康，我看未必划算。那天黄昏，她被送到一家私人诊所，已经心力衰竭。据说那家诊所的大夫匆匆一检查就下结论，表示可以放弃抢救了。考虑到转院也需要搭上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也是白搭，周围人就按医生的建议把她推进了一间被用来停尸的空房间。我问眼镜，这周围人里有没有你？他说，那倒没有，也轮不上我在场呀！他接着说，听说她只是深度昏迷，最多算弥留状态，因为转天大家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僵硬，面容却和刚送进去那会儿大不同，茫然、凄楚、绝望、哀怨什么都有，身子还有挣扎过的痕迹，眼窝潮湿，还残留有斑斑泪痕。可以想象，她醒来时，一定奇怪自己怎么到了这么一个鬼地方。当然，她很快就明白这是末日的入口处，可她已经没有能力叫喊了。想一想也怪有意思，在美国淘金，她绝对比我过得好多了，却没我命大……
眼镜已全无睡意，绘声绘色地越说越多。
我挂断电话，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去看望和慰问一下秦琳的母亲了。秦琳的母亲已近八旬，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师，自然不是家庭妇女，但毕竟风烛残年，又是白发送黑发，能不能承受这种打击还是个未知数。
临敲门时我还在担心，意外的是，门开了之后，我在老太太多皱的脸上看到的不是哀伤和凄婉，而是焦虑和激愤。说起她的女儿，老太太的话一直颠三倒四，但我还是听明白了。原来，这段时间秦琳患了脑拴塞，身体严重偏瘫，正在洛杉矶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已经有两个月了，很难缠。老太太也提到了秦琳曾托人捎来了一万美金，老太太痛心疾首说，我都这把子年纪了，要美金干什么？早知道最后要一笔一笔还给老美的医院，琳琳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老太太情绪愈发激动，还颤颤巍巍拍了一下桌子：都说美国那里，技术最先进，科学最发达，说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全是鬼话！要不，我女儿年纪轻轻的，怎么到连电话都不能接的地步？老太太为不能亲自到美国照料女儿而垂泪，连连怪自己没用。
我愕然。
惊魂甫定，我安慰老太太，秦琳一向体质很好，经济条件又那么好，康复只是个时间问题。老太太点点头，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说，西医并不是万能的，实际上，西医只能治标，这种慢性病要治本除根儿，要我看，还要靠咱们老祖宗的中医！
我跃跃欲试。我告诉自己，老太太才是秦琳现状的最权威解释者，最应该相信的是一个母亲的话。我当即答应老太太，事不宜迟，我这就去找中医权威想想办法。
此后的日子，我像猎犬寻找猎物一样四处搜寻，不管偏方土方秘方，只要声称可治脑拴塞和偏瘫，我都会风尘仆仆地赶到，毫不犹豫买下。这些药五花八门源源不断，被老太太一次一次寄到了大洋彼岸。洛杉矶那边的反馈却并不热烈，劝老太太不要再寄中药了，不仅疗效不很明显，处理起来也太麻烦，那边还说，人家老美的医院只相信西医。
老太太根本不理那一套，仍然和我保持密切联系，并且照寄不误。
我们相互鼓励。我想象那一碗碗药味四溢的浓浓汤剂，汩汩流淌到秦琳虚弱的病体，就像一棵被冰雪覆盖的柳树熬到了春天，正在一点点回黄转绿，吐出新鲜的嫩芽。
一次我送药从老太太那里回来，洗过热水澡，躺下迷糊着了。午夜时分，耳边电话响了起来。我抓过话筒，听到里面是一阵遥远却熟悉的喘息声：
你好吗？
第一堂课
■ 吴跃斌
星期一上午第一堂课的上课铃刚一敲响，灵山中学初三（1）班的56位同学安安静静地坐在位置上，一改往日的喧闹，56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教室前门。代课教师黄玉斌就这样在56位学生的注目之下，踏着铃声大步地走上教室讲台。
往常在这个时候。黄玉斌应该在分水村自家的地里，他已经在地头猫着腰侍弄了半天的锄头，将地里的杂草小心地锄尽，给土豆和蕃薯浇完了粪水。然后，他走到地边的水沟旁，扯过一把茅草，哈哧哈哧地擦洗着粪桶，再把锄头连柄放倒进水沟里，撸洗干净。捞上锄头后，他将锄头立在一边晾干，卷起裤管，脱去洗得发白的解放鞋，冲着地头敲一敲鞋底，舒舒服服地坐下，将光脚伸进凉冰冰的水沟。只有这个时候，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