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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回临城探亲，姐姐提起秦琳，狠狠数落我“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我酸酸地说，那就别提了。姐姐却一脸的若有所思，说，亡羊补牢，也许还有救。我让她别再多事，姐姐却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秦琳很可能事先就知道自己要赴京上学，却并没对外声张，更没把它当抬高自己身价的砝码，这说明什么？说明秦琳不是一般的俗女子。
我沉默了。我发现自己对秦琳并不了解。
姐姐又谈了她的打算，她要给秦琳写信，别的不提，只告诉了她我回部队路过北京转车的行程，如果那天秦琳到站台见我了，就说明还有戏。我忙说，这信不能写，人家会怎么瞧咱？姐姐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以后的一个多星期，我们都没再提秦琳的名字。
临走前一天，姐姐帮我收拾行装时，忽然淡淡地说，那封信，我上星期发走了。姐姐又说，成不成就看人家了。
姐姐到底把信写了！我一下子有些慌，设身处地去想，我要是秦琳，肯定会认为袁远和他的姐姐都属于市侩小人，至少在感情上不够真诚。如果秦琳把姐姐的信撕成碎片或随手扔进纸篓，我除了无地自容，没话可说。但再深想下去，又觉得问题可能没这么糟糕。姐姐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秦琳很可能早就知道自己要进京上学，却没把它当砝码，不光说明了人品不俗，还说明她喜欢的是我这个人。如果这个前提成立，那么既然我现在还是我，并没改变什么，正常情况下，她的心思也不会变。至于以前姐姐没给秦琳明确答复，如今又写信联络，可以理解为慎重，也属于男女交友的正常分寸。退一步，即使她的心思变了，我们表示一下意图，最多被认为是高攀，对于我也没损失什么，而不去试试，一切就永远是个谜了。
转天临别时，姐姐只说了一句，别压力太大。说得轻描淡写，我回答说，我有思想准备。我的口气有点儿悲壮。我真的没有什么值得自信的资本，那个年代，工农兵学员属于根红苗壮的时代宠儿，在社会上寥若晨星，凡庸的我这辈子是不敢指望了。一个女工一旦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就如同草鸡成了金孔雀，丫鬟变了小姐；而能进北京读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我一个小当兵的算什么呢？
然而已没有退路，我也只能豁出去面对这件事了。
从临城到北京大约一百三十公里路，行程需要三个小时。我一上了车就靠窗睡觉，心里越有事就越能睡觉是我的绝活儿。但这次我没睡着，总担心过站，害怕自己被甩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更怕秦琳根本没把姐姐的信当回事。就在我迷迷糊糊中，列车进站了。我骤然看到了“北京”的站牌，身子竟条件反射地抽搐了一下。
我做了个深呼吸，在座位上没有动，一直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才慢吞吞拎包下了车。我往站台张望了好一阵，没看到秦琳，不由得有些沮丧和伤感，也觉得辜负了姐姐的苦心。我在站台上漫无目地转悠，暗自在为秦琳没来车站找着理由，最后我自嘲地摇摇头。别太天真了，就因为姐姐的一封信，人家一个堂堂的女大学生就来这里傻傻地等你？凭什么呀？
蓦然间，我眼前一亮，看到一个女孩正远远地站在出站口的一个角落注视着我。正是秦琳！秦琳穿了一件肥大的浅色棉外套，斜向背个那个年代常见的大号绿帆布书包，头上的一条红围巾在寒风中不住摇摆，看上去，很像一团火焰在跳跃。
我一阵恍惚，慢慢走过去。她也在向我走来。我们面对面站住，那一刻谁都不知该说什么。
还是她先打了招呼，说，你很准时。然后，我夸她的围巾很漂亮，她的校徽很别致。我的口吻有些不自在，秦琳矜持一笑，只是点点头。
不远处停着一列空空的车厢，上面标有“北京——郑州”字样，我指给她说，那是我乘坐的下列班车，还有一个小时就开了。
她说，我知道。
我想问她你早就看到我了吧？又觉得明知故问，毫无意义。
我们向那列车走去，找到我的座位坐下来。秦琳新剪了头发，因为她解下围巾时，耳根和脖颈白得有些刺眼。她开始从帆布书包里一样样往外拿东西，面包、汽水、香肠、话梅、葵花籽、鸭梨和水杯，还有个保温瓶，五颜六色堆满了小桌。我看着她忙活，那一刻我不敢相信，这个带着大学校徽的女孩真成了我的女朋友？她抬起头，递我一个夹香肠的面包，忽然说了一句，你要是不来，我的假就白请了。
我一愣，磕磕绊绊说，谢谢……秦琳姐。
她把水杯递过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奇怪，让人有些摸不透。
这时有个农村老大爷拿着车票来找座位，她赶紧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食品装进我的挎包，然后我们下车，在站台上握了手。
我告诉她我会写信来，她点点头。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通信往来。但我必须保密，如果秦璋知道我在给他姐姐偷偷写信，会认为我不怀好意。秦琳来信也很小心，信封都是在邮局现买现写，用工工整整的仿宋体，以防被她弟弟识破。
我们在信中谈祖国形势谈部队建设谈反击右倾翻案风，大而无当套话连篇，从不触及各自真实的内心生活和私人感情。如果说有过那么一点点突破，还是1977年春节期间的那次通信。那次她这样写道：“……值此佳节之际，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想念常年守卫在祖国边防线的亲人解放军，也自然想到了你。你还好吗？”这句话我回味很久，而且满脑子浪漫遐想，可是一落笔回信，我却这样回复：“……那么秦琳同志，我在此代表解放军感谢你和全国人民的想念了。我一切都好，你呢？”
这种刻板乏味的信通过邮局每周都要往返一个来回，我复员回临城后仍维持了一年多。
那时我在一家机械厂当仓库保管，上正常班，活儿不多，常常捧着随便一本什么闲书打发时间。通常她在周日把信发出，我算好日子，每周三上午，我都要穿过厂区的一条八百米距离的柏油路走到收发室取信。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不愿意让落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来信摆在收发室窗口的显眼位置任人说三道四。那个落款高高在上，离我的内心很遥远，我还是承认和我有一定关系。我取信的必经之路，常常被载重车辆驶过，破旧失修凹凸不平，我走在上面已经不止一次崴了脚。那段路越走越长，我的目的也越来越简单，每每拿到信往裤兜一揣掉头便去，就像是别人找我领取工具那样例行公事。取到信，转天我还要回信，渐渐觉得成了一种负担，如此周而复始，似乎比我的工作还累。后来，通信规律开始发生紊乱，我仍要去收发室取信，但不是每周都有，也许两周甚至三周才会去一次。直到有一天，我再也不用去取信回信了。
这一切经历，已恍如隔世。
秦琳回洛杉矶已有几个月，音讯皆无。我却没觉出有什么异常。这些年来，我一直视她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天涯过客，无论她的出现或消失，都引不起我大惊小怪。
但一个深夜，我遇到了一件蹊跷的事。
那个晚上差不多有十二点了，我正放水洗澡，客厅电话响起来，我吓了一跳，光溜着身子跑去接，里面的人却不说话，只是呼噜呼噜在喘气，然后就挂机了。我查了来电显示，上面是一堆模糊的乱码，我便断定准是哪个冒失鬼拨错了号。
我回到卫生间，刚涂满沐浴液，电话又响了，我迟疑一下，浑身湿淋淋再次跑到客厅，按下“免提”键问，你哪位？还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喘息。看来我的判断有误，电话并非拨错了号。
我有些恼火，吼道，你什么意思？
冷不丁，对方叫了一声“袁远”，细若游丝，我还是听出来了。
我哆哆嗦嗦说，是你……稀客啊！
她问，你很忙？
我说，不好意思，在洗澡，要不过十分钟你再打过来？
她立即说，好吧。
我洗过澡，躺在沙发上一直在等，她始终没有再来电话。
没多久，就传来了秦琳死在洛杉矶的消息！
是姐姐告诉我的。姐姐的消息来自她在外企公司的朋友，那朋友说是听琳达的一位大学女同学讲的。
我脑子“嗡”了一下，恍惚回忆起去年秦琳回国时的种种异常：萎黄的脸，忧伤的笑，恩雅的歌声，我们的拥别和她的潸然动容，还有消失在素白雪地里的那个单薄的背影……我喊道，讹传！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