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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15日，美国政府以所谓〃中国没有令人满意地履行1995年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为由，单方面宣布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等价值30亿美元的产其实行贸易报复，关税将提高到100％，并将于30天后生效。这其中便与大选年有关。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无论是执政的民主党还是在野的共和党都力图在四年一届的大选中夺魁扬威，而在贸易问题上做文章最有助于加强政党在公众中的政治印象。因为美国国内舆论中有种倾向认为中国经贸实力的日益强大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存在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谁在对华政策上取强硬姿态，谁就会在大选中得分占优。美国政党由于国内选举的特殊需要，使得国内朝野在对中国报复问题上奉行了更强硬的政策取向。
其实因美国国内斗争受损的又何止是中国呢？美国政治家为国内政治而在对华政策上大放厥辞，其后却得自己收场，真可谓〃自作自受〃。
1993年10月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曾就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对华外交政策变化采访了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部长塞斯。塞斯认为竞选期间，克林顿对中国采取了严厉的态度，但从当选总统以后的言行来看，他已发现同中国的交往方式并不那么简单，〃总统已经理解到，通过实现现代化而变得富裕起来的中国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然而，他的言论与行动往往是不一致的。他提出要举行美中首脑会谈，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但他却又让国务卿出面讲，如果在人权问题上得不到改善，就不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克林顿政权内部存在着不同方向的政策，在没有得到统一的情况下彼此迎头相撞。对于这种情况，中国理应感到困惑。“
时隔不到一年，多尔也遇到了相同的境遇。据1996年4月19日美国《商业日报》题为《多尔在中国问题上左右为难》的文章分析，自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成为一个问题以来，多尔曾一直坚定不移地主张延长最惠国待遇。但是现在多尔的助手私下说，这可是一个能使他在政治上获胜的问题。他们建议他对延长最惠国待遇附加一些条件，如改善人权状况，或停止与核有关的出口。
但〃一个作为少数派的领袖而领导了国会中的反对取消最惠国待遇的人所表示出的这种说教者的态度，是不会使人信以为真的。选举人有理由对参议员多尔的对外政策提出疑问，而且在他说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创造高薪就业机会时，选民们也不会当真。对参议员多尔来说，在一个影响如此不好、争议如此之大的问题上同总统分道扬镳，肯定是很有诱惑力的。给任性而自大的中国一记响亮的的耳光，会使许多议员和许多普通美国人感到痛快。但是，这种快感是短暂的，而它的后果在未来几年将给这个国家造成伤害。“
中国为什么说不——第九章 前景：携手共进21世纪
第九章 前景：携手共进21世纪
美国和中国，作为太平洋两岸隔洋相望的两个大国——一个是最大的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具有雄厚的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两国都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两个国家人民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两个民族——中华民族与美利坚民族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上，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及其伟大的人民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相处，没有任何理由走向对抗。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不仅直接影响两国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友好相处不仅将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进步，而两国之间任何不负责任的对抗，不仅是两国的不幸，而且将给整个地区带来危机与灾难。如何尽快走出对华政策的误区，避免本来可以避免的战略性失误？如何克服导致中美关系非正常化的种种人为障碍，理智地而不是盲目地引导两国人民走向充满希望的21世纪？这是一切对本国人民的命运前途和人类的福祉与进步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不能不再三深思并作出果断回答的严肃课题。
1。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
中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曾经是遏止东西方冷战演变为世界性核浩劫的重要因素之一。
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处于全球性的尖锐对抗之中，中国也面临前苏联全面武装入侵的现实危险。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使毛泽东与尼克松于70年代初超越意识形态的分其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中美两国在经历了20余年的对立之后开始走上相互关系正常化的发展道路，这是冷战时仆人类所能作出的最明智最重要的抉择之一。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和战略力量对比。中国作为世界战略三角中的一角，在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由此扭转了越南战争以来在战略上日益陷于苏攻美守的被动局面。世界性的反对前苏联的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由此初步形成。这一战略变化有力地遏制了前苏联霸权主义野心的恶性膨胀，使40余年来时刻高悬于人类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终于未能落下，人类终于得以幸免于全球核战争的惨祸。这一战略变化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预示了苏联霸权主义盛极而衰的必然趋势。今天回顾这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战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冷战的结束正是从中美关系的建立开始的。
前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冷战的结束是否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历史使命的完结？中美昔日共同面临的前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不复存在是否就意味着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消失？美国在世界上第一超独霸地位的形成是否就意味着美国从此可以毫无顾忌地粗暴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国家？
在美国政治圈内，的确有些人就是这样想的。某些人之所以一再叫嚷要〃遏制〃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冷战结束了，苏联威胁不存在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基础消失了，美国再也用不着中国了，对于美国来说中美关系已经没有多少战略价值了，因此美国可以随意挥舞大棒〃制裁〃、〃遏制〃中国而不必耽心受到惩罚。
且不论这种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市侩哲学是否有政治道德上的缺陷，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以实用主义为特色的美国政治的惯常做法而不必大惊小怪；然而，果真冷战后中美关系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基础与战略价值吗？只要睁眼看一下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就可以看出所谓〃中美关系战略基础消失论〃〃中美关系价值下降论〃是毫无根据的，是极其短视的。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残酷现实是，虽然表面上美国赢得了冷战，但在冷战中美国已经元气大伤。冷战的结束，不但没有立即给美国带来色彩斑斓的美国梦，反而使美国陷入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战略矛盾之中。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目前的美国正面临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和1900年之后的大英帝国同样的处境，即由于从历史上继承了大量难以履行的战略义务，它的强国地位正面临着两大考验：一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如何克服过度的战略目标与有限的战略手段之间的矛盾；二是在经济发展领域如何在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制止其国际竞争力日益下滑的趋势。能否迎接这两大历史性挑战，避免重蹈历史上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等由盛而衰的复辙，一方面需要美国做出痛苦的战略抉择，放弃无限膨胀的帝国野心，改变〃帝国战线过长〃和〃战略目标过大〃的状况，同时也离不开国际相关因素的有效配合。在这里，中国作为正在兴起的亚太地区大国和战略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性质将直接影响美国未来的战略发展趋势和国家的兴衰成败。中国在冷战后美国战略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是消失了，而是更加广泛了。
就经济战略而言，中国是未来可能给日益衰退的美国经济带来活力的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冷战时期，在东西方两大集团